封面圖片：一直以來，PISA 與 TIMSS 這些國際比較研究只有學術界和少數的政府會注意。香港的表現一直不錯，一直都排在最前面，不少次還獨佔鰲頭。（Pixabay）
去年12月初，PISA 公布2015年的結果；稍早前，TIMSS 也公布了2015年的結果。PISA 與 TIMSS 是兩個國際上討論得最多的學生成就研究，兩者均碰到危機，而這些危機都是香港自己造成的。
TIMSS 的全名是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中文稱為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主持的 IEA，是一個國際合作機構，專門從事國際教育成就的比較；比較出名的就是 TIMSS，研究學生在數學與科學的學習成果，其他還有研究學生閱讀素養的 PIRLS，以及研究公民教育、資訊科技教育等等。TIMSS 的性質是按照課程的設想，來測評學生達到的程度。上一次研究，2015年，參加的有47個國家和地區。
PISA 全名是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essment，中文稱為國際學生成就研究，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主持。與TIMSS 不一樣，PISA 的題目不是根據課程，而是根據生活需要。它測評的，不是學生「學了什麼」，而是學生「能做什麼」。上一次也是2015，參加的有72個國家和地區。
國際比較 香港佔優
TIMSS 和 PISA 都有相當嚴謹的設計，都是嚴格抽樣；沒有絕對標準，而是根據統計原理得出相對的「分數」。其結果是，參加的國家或者地區，不能說自己的學生成功或者失敗，但是可以知道自己在國際中的地位。比如說，是高於還是低於國際平均，差距有多少。這些國際比較，原來是研究性質，沒有排比的目的；不過，實際上，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按照分數的排名。
一直以來，這些國際比較研究只有學術界和少數的政府會注意。香港的表現一直不錯，一直都排在最前面，不少次還獨佔鰲頭；後來則與新加坡叮噹馬頭，經常在冠亞附近。是2010年，當 PISA 宣布2009年結果的時候，第一次參加的上海脫穎而出；而且成績突出，引起了奧巴馬政府的注意——「連教育都讓中國超前，那還得了！？」
於是掀起一陣向上海學習的浪潮，順帶引起人們對香港、新加坡、芬蘭（唯一排在前面的西方國家）所謂「表現優秀」（high performing）教育體系的注意，來香港訪問取經的人也不少，也以此開創了國際上基礎教育互相攀比與學習的潮流。
香港對於這些國際比較的研究，一向是處之泰然，香港既沒有故意瞄準這些研究去做什麼，政府沒有對教育界施加任何壓力，也沒有因為表現好就吹噓，但是一直排得很高，說明香港的教育有堅實的內涵，實至名歸。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也以信任的態度，撥款予有關的學術機構；對於研究的過程，沒有任何干預。這類研究，都有相應的諮詢委員會，政府只是派員參加，但是也沒有對研究結果下多少功夫去研究。其實，除了學生測評，還有許多學校、教師、學生問卷，有大量的背景資料可供剖析。
香港出現的危機，不是在國際比較中有什麼失利，而是政府希望乘收集數據之便，也監察學校與學生的表現。
其中一個關鍵是，政府要求有關的學術機構，交出學校和學生的「身份碼」（Identifier），也就是要知道每一份答卷與問卷是哪個學生、哪間學校的。筆者當初聽到這個要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果然，引起有關學術機構的抗議和退出；而政府似乎沒有把這些聲音作為警告，而準備一意孤行，以「身份碼」的交出，作為撥給項目經費的前提，而且有意把有關的諮詢組織「收歸國有」，由教育局領導。
研究目的 不在監察
這裏面有幾個方面是不可行的。
一、PISA 和 TIMSS 都是為整個教育體系作總體量度的。概念、設計、方法，都是為了看到整個體系的運作的有效度。因為要看整個體系，就必須體系與體系之間作比較，因此才有國際比較的需要，也是國際比較的特點。
為此，這些國際比較雖然也可以有模糊的校際比較（比如說，比較校際差異的大小），可以有模糊的學生比較（比如說，「尖子」與「差生」的比例），但都是在看整個教育體系的特點，而不是看個別學校、個別學生的具體表現。比如說，研究是隨機抽樣的，不是全面覆蓋的，不在乎知道個別學校的表現。學生的答卷也是多份卷子平行進行的（學生並非答着同樣的卷子），因為並非要測評個別學生。
二、這些國際比較，都是學術研究性質。它們的目的，也是提供實證，讓有關的政府研究自己的體系，觀察其發展趨勢。研究本身，並不會直接引發改進的政策和措施。因為凡是體系的變化，必然是牽一髮動全身，需要長期的規劃和細緻的策略，如果不是研究總體的問題（也就是政府本身的問題），而是拿數據的方便，去研究個別學校與學生的表現，那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不敢說是愚昧，起碼是一種不幸的誤會。
三、最要命的、也是學術機構覺得難以接受的是，屬於私隱範疇的問題。大學裏面做研究，都要通過操守的審查，其中一個關鍵就是研究成果的運用，是否會給研究對象造成傷害。因此，假如有上述「身份碼」的話，有名有姓，就絕對不能交給研究以外的任何一方。
一般還要在徵求對方同意接受研究的時候，說明數據不會外流，也不會作其他用途；有時候還要保證一段特定的時間以後銷毀；對方同意了，簽了同意書，才可以進行數據採集；香港研究資助局的項目也是如此要求。在上述的國際研究中，接受抽樣的學校，需要同意，還必須得到抽樣參加的學生（或家長）、教師的書面同意，才可進行。如此，學術機構又怎樣可以把帶着姓名、校名的數據交給政府？
錯用數據 引發風險
四、由此引申出來的，就是「身份碼」會帶來的「高風險」（high-stake）效果。假如學生和家長知道，他們的答卷與問卷身份會被暴露；假如學校知道研究的結果會有其他用途，就會擔憂；如果他們不知道，而結果發生了，那是違反研究操守的「欺騙」；假如他們事前知道了，他們會選擇不參加。坦率的說，請讀者想一想，也請教育局有關負責人想一想，假如上繳 「身份碼」的前提不變，假如有校長、家長問起，你還會勸他們參加？
有那麼一個說法：「政府花了那麼多錢，為什麼不可以擁有數據？」這裏有兩個誤會。第一，政府的錢是市民的錢，不是某個部門擁有的；第二，不是不可以擁有數據，而且還應該像其他政府一樣，比以前花幾倍的精力，去剖析這些寶貴的國際比較，但是要研究的是政府政策本身，因為那才是影響總體全局的。
不得不提醒一下，TSA 的風波好像還沒有汲收教訓；監察學校之心，揮之不去。這是一種過時的心態，學校表現如何，當然大家都關心，但那不是簡單的測評成績可以代表的；即使只看成績，也還有所謂「增值」之類的考慮；成績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元素，構成一所學校的素質。要真的評估學校，還需要下很多功夫，又怎能依靠順便得來的數據？
香港的教育一直在國際比較中表現出色，在香港的國際參與愈趨疲弱的時候，千萬不要因為斤斤計較於數據的方便，鬧出國際醜聞。勿謂言之不預也！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