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近年與青年有關的政治風波愈來愈多，有人歸因於教育問題。（Pixabay）
這篇文章想寫好久了。可是每次想動筆，都會有新的事情發生，又會有新的啟示，於是又沒有動筆，尤其是近年香港的政局風起雲湧，而風波的主角又往往有很多的年輕人，有時候甚至是年輕人帶的頭。
人們有很容易、也很方便的說法，就是「都是教育的問題」！
前一段時期，內地還有不少政治輿論把香港的教育說成是「重災區」。筆者有過這樣的經歷：一份內地雜誌邀請寫一篇概述香港教育的文章，編者反饋說：「很多人都認為香港教育是一個敗筆，我還以為你是寫這方面。」
政治正確 難為教育
最近一期內地輸往海外的雜誌，有一篇概述香港教育的文章，文章平實地描述香港教育的種種，但是最後卻沒有忘記不客氣地寫了一段香港教育的敗筆。
這些說的香港教育「敗筆」，卻不是我們香港的教師或者家長天天抱怨的缺陷——學生負擔、惡性競爭、資源不足、學校不均等等；這裏講的，其實都是說香港教育無法符合目前的「政治正確性」。
邏輯大概有幾種：香港的許多政治問題，都是出在年輕人身上；而年輕人的表現，完全是教育的產物，因此教育難逃其責，此其一。
年輕人的問題是不愛國，這是因為香港教育沒有強調愛國，此其二。
香港的教育是英殖民地時代的殘留，回歸後沒有去殖民化的過程，因此學生不會有愛國的思想，此其三。
教育改革是罪魁禍首，教育局裏面不少前朝餘孽，通識教育就是他們埋下的定時炸彈，此其四。
在香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教育界以外的人， 從另一種角度埋怨教育。「你看，今天的年輕人弄成這樣，你們教育界是否要反省反省？」「你們強調什麼批判性思維，弄得年輕人都只懂得批判；於是出現這些反建制的思想和暴力行為。」「一定是你們一味放縱年輕人，把他們弄得無法無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等等。
跑教育路線的政客，也會在旁邊吶喊助威；或則站在一個立場煽風點火，希望在學校裏面發動政治抗爭；或者站在另一個立場，指摘教育造成香港的亂局，甚至指摘教師是背後黑手。
假如你是教育界中人，尤其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大概都會覺得很冤枉；但又會覺得欲辯無從，有點啞子吃黃連。年輕人的成長，教育當然有責任，否則我們的專業職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我們都認為學校教育對於學生影響很大；要不，我們每天戰戰兢兢，營營役役，所為何事？
不過，這一代教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角色，他們直接接觸年輕人，與學生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最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知道學生在想些什麼，他們也知道學生一些思潮，背後是什麼；他們深深知道學生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們也深深知道，什麼是通過教育的干預可以改變的，什麼卻是比教育大得多的力量在後面牽動；他們看到是什麼因素使年輕人走向消極的對抗與破壞，但是他們也會看到年輕人許許多多優秀的、走在時代前頭的一面。
政治影響 不在教育
然而，這種種影響學生思想，特別是政治思想的因素，大多數都不是學校和教師可以掌握和駕馭的。
我們也深知，教育只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除了學生的先天條件不算，他們受着家庭、朋輩、媒體、文化的深遠影響；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不止香港，全球如是。幾乎每一天——是真正的每一天——打開電視都會看到某個城市發生暴亂，而暴亂的主體又往往是年輕人，很難說都是因為那些國家的教育糟糕。
在國際會議上，從許多國家的代表口中得知，上街的學生，中學生愈來愈多，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很難把這些現象怪罪於教育。
不是教育界想卸責，而是我們都明白，教育，只是塑造學生心身的一個因素，還有許多大社會、大環境的大包圍，是教育無法與之搏鬥的，或者無法抵消其影響的。
絕對不是因此便認為教育無能。教育的影響，是長遠的，是日積月累，細水長流的；學生的知識增長如是，他們的思想發展更是如是。教育不是退燒針，不可能要負起即時的顯著政治效果。
教育的影響，也是個別化的，是發生在每一名學生身上的。學校關心的，是一名一名學生個別的成長。學校是一個群體，是一個學習群體（learning community），但不是一個政治群體，不是搞政治運動的工具，教師既沒有這種意圖（我們去年對「佔中」的調查，便說明了這一點），也沒有這種能力，去發動學生政治運動。
政治思想 誰能駕馭
實際上，在香港，除了極少數的學校，學校是沒有固定的政治取向的；也不可能強制要學生服從於某種政治立場。香港的教育，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從內地的朋友來看，這是「放任」，但從香港的社會文化來看，這是「自由市場」的必然。
現在很多朋友還有一個誤會，以為學生都是學校和教師控制下馴服的動物，因此學生的行為一概都要由學校負責。佔中期間，學校被迫要處理學生的反應，包括行動，也包括心理。學校的處理方法各異，效果各異，但是學生的行動與心理不是學校可以控制或者操縱的。佔中之後，有一次在柏林與同行談起，他們都覺得香港教師那種細膩的處理不可思議。「在我們這裏，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學校一律停課。」因為學校處理不了。他們認為，學校，就是處理知識的，其他管不了。香港的教師，已經比他們走出了許多許多步。
這裏無意矮化教育的功能。在我們的文化裏，由於尊師重道的強烈傳統，學生相對來說還是尊敬老師、願意聽老師的話的，但是時移世易，大多數學生不再是教師面前唯唯諾諾哪一種聽話的「乖孩子」，教師也很少還帶着這種期望。
教師也必須以自己的學問、態度、行為、精神，贏得學生的信任。學生的知識尚且可以很參差，學生的思想成長、他們政治態度的形成，更加不是學校和教師可以控制得了的。人們往往誤會，以為學校是工廠，學生是產品，學校要向產品負責。
前年港大出事了，裏面主其事的是港大學生，內地就有人對港大敏感起來，認為要抵制港大，或者避開與港大交往；其中的思路就是「產品出錯，就一定是生產出錯」，「學生政治不正確，就一定是學校政治不正確。」
其實，很簡單，環顧香港，幾乎所有政治派別的首領，都有港大畢業生。大學的職責，是培養出類拔萃的領袖人物，但是大學不是修道院，也不是黨校，不可能只產生「政治正確」的一類；況且「政治正確性」是會隨着政治氣候而變幻的，學校無法承擔這樣的政治任務。
「一國兩制」，從積極的角度看，是「兩制」之間一個艱難的學習過程。以上對於學校功能的看法，內地的教育工作者就不一定同意，他們的政治現實也與香港很不一樣。這種學習過程，正面來看，是無價之寶，但必然是很長遠的。說到底，對於學生的政治思想的養成，教育是怎樣一種角色？大家都須要探討。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