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現象對香港的啟示

 

經過起伏跌宕的的冗長競選，特朗普終於勝出成為未來四年的白宮主人。金融市場再次自己製造一隻黑天鵝，一廂情願相信自己臆想的結果，自然是自作孽了。

 

對於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意義重大的這一次總統選舉，本欄在選前已對其背景、候選人理念的差別乃至不同國家的利益關聯作了深入分析，並指出特朗普的政見更能打動美國選民的心。其實，香港社會今天遇到的問題和美國有相近似之處。美國的特朗普現象對香港有相當的啟示。

 

 

香港因為鴉片戰爭在19世紀中就割讓給英國。這個地處邊陲的漁村，在英人治下的前100年，雖然具備自由法治的制度格局，但一直只是華南與南洋即東南亞的貿易中轉地，比之繁盛的上海甚至廣州都有不如。原因在地理位置，一直到上世紀中，因為大陸政權易手及實行禁絕商業活動的計劃經濟，大量逃避的人潮湧入英國人治下的香港，包括大量精英。很明顯，不說其他，單是敢於離別故土，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找尋新生活，那種膽量就非悲守窮隅者所能及。這可以說是香港走上繁盛的起點，就是從貿易中轉地轉變為百業興盛的都市。

 

來到香港的新移民其中包括大量在內地接受過相當教育，因為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自忖不見容於新政權的知識分子。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到上世紀中不過40來年，這段時間教育投資成果的一個相當大的比例，以移民為載體就這樣流入香港。用諸葛亮的說法，此乃糾集四方之精銳，非一隅之所有。香港後來的起飛，也就是60、70年代躋身小龍之位可以說就是以此為基礎了。

 

 

在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中，讀書的目的在於治人，就是當官，而治人者食於人是儒家的信條。來到香港的中國精英在發現這個外人治下的地方，官員尤其是主要官員是從萬里之外的異國派來的。新來的移民因為語言，教育背景乃至種族等各種各樣的原因，根本沒可能進入仕途。這樣所有來到香港的精英只有以工商業或文化事業為安身立命之道。

 

在中國以官僚主導的社會，不管官僚是以國家的名義還是以皇帝的名義，官僚都是主人。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四民即士農商工的分野。19世紀中以還，儘管歐風美雨的滲浸，表面看中國也經歷了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沖刷，但是中國精英依託國家為槓桿基點，靠掌握國家權力，號令國民的思路一直未變。在這種思路下，全國精英眼睛多盯在權力上。甚至從事其他領域的精英也冀望以國家權力，協助自己取得優勢。這樣一方面中國最聰明的頭腦為權力機構所吸納；另一方面，國家權力過份強大，乾綱獨斷，所有國民的榮枯貴賤，乃至各領域的是非曲直，概由國家權力決定。筆者研究現代成功的國家民族歷史，發現只有精英轉型：由執掌權力的統治者轉為最具生產力的創新者，現代化才真正成功。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根本未向現代跨出決定性的一步。

 

上世紀中來到香港的中國精英，因為香港當年的憲政地位，沒有可能走傳統中國精英的道路，只有實行轉型（這是從整體精英而言的，而非針對某一個別精英而言的，甚至轉型的涵義包括了精英內涵的轉變。）當年香港因為宗主國英國是全世界最早步入現代的國家，有着最具現代性的國家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英國的本土精英早己實現角色轉變。在香港除了民主制度外，整個體制概移植自英國。這為香港精英角色的成功轉型提供了保證。這樣，香港從60年代開始，來自中國的移民與香港的制度相結合，實現了香港的起飛。香港社會成為最具現代性的中國地方。稱之為最具現代性是因為精英與一般市民形成一種利益共同體。精英首先是最具生產力的創新者，他們的成功惠及全社會。

 

 

香港的鼎盛維持了20年。在這段黃金時期，香港社會結構與歐美非常相似，都是精英與一般民眾結成一種和諧的利益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所以有和諧的特性，關鍵在精英的角色轉變，由掌握政治權力的統治者變成高生產力的創新者與經營者，並通過有效的制度使一般民眾得益。所不同的是歐美通過內在的民主制度，與對國家權力的嚴格限制，斷絕精英以壟斷國家權力而取得乃至包攬社會利益的可能性，從而使精英轉變角色。香港則主要依靠外來的制度安排實行這一目標。相比較而言，香港的制度成本甚至更低。只是它不是出於內生，因而相對不那麼牢固。只要有機會就有人會打國家與權力的主意。

 

幾乎與全球化同步，因為大家知道的原因，香港精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像西方精英一樣為了利益而把生產工序，資金等轉入中國內地。所產生的後果其實也都相似，只是香港更明顯。這一改變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也無二致。這樣矛盾自然反應在政治上，就是所謂的撕裂。只是香港伴隨憲政地位的改變，以及香港精英更具利益至上的特性而使香港的問題更為複雜。實際上香港的建制勢力（這裏不是指傳媒所謂的建制派。實際上，香港傳媒所說的建制派只是以中國劃線的意義上說的。香港所謂建制派中有很多是民粹主義的，甚至比非建制派的一些組織更民粹主義。比如說工聯會比之公民黨等等。）受到的壓力比歐美嚴重得多。某種程度說，香港其實早就出現對全球化負面影響的反彈，及政治效應。那就是香港社會的大部分人因全球化而利益受損，引發了精英與民眾利益共同體的裂縫，從而出現政治亂局。

 

實際上，這種裂縫香港比歐美嚴重得多。它甚至漫延到香港很多領域。股市與樓市是明顯的例子。這兩個市場除了作為經濟設施外，它還有明顯的社會功能，它的公平公正運作，可以說是精英與一般民眾利益共冶於一爐的共同體。在新千禧年之前，香港股市樓市是幾乎所有香港人的共同利益所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量香港市民參與這種社會經濟活動。隨着上面提到的轉變，尤其是到了近年，這兩個香港設施已經蛻變。就股市而言，大量本港股民已經意興闌柵，退出港股投資。因為它不再是香港的利益共同體。在這裏上市公司幾乎多來自內地，不說造假之類的不法事情，只是與這些公司相關的資訊，香港一般投資者都處於劣勢。主導市場交易的除了外資，現在愈來愈多了大陸的大孖沙。現在「香港股市」毋寧說叫做「在香港的股市」更準確些。因為它愈來愈與大部分香港人不相關了。至於本港地產市場，以前幾乎所有住宅樓宇都是由香港人持有，也真正是榮辱與共的共同體。但近十年來已有巨大轉變。香港市民正逐步被摒出香港樓市。

 

 

因為香港精英當年的角色轉變完全是迫於時勢，非因文化或宗教的原因促使他們建立起確保轉變的制度，所以香港制度的根基並不牢固。那些北上參與國家主導經濟遊戲的自難寄望他們回來參與共同體了。實際上，有一些人正以移植內地模式到香港，意圖改變香港模式，使政治，不毋寧說是權力主導香港經濟。這樣香港精英必全力進軍權力，香港將與內地看齊，精英重新轉變統治者而非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香港一制自然壽終正寢。

 

香港因為不是獨立政治實體。只有寄希望北京對香港一制的憫惜以及港人的自我珍惜。香港應該維持沒有人可以處於高人一等的，不管用什麼稱呼的地位；香港不應該演變為政治主導經濟的模式，否則只能是精英再轉變去追求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