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正在用電腦學習的小孩。（亞新社）
上周提到一所學習型的小學，馬上收到不少詢問：「是哪一所學校？」有相熟的朋友、同事，也有素不相識的讀者，有些還直言是自己的子女希望進那所學校。筆者文章的本意並非為那所學校宣傳，而那所學校也沒有張揚招生的意圖。
筆者的意圖只是想讓讀者知道，普通的資助學校也可以有出眾的表現，而且是走在時代前頭的表現。最佳的景象是，這樣的學校在香港各個社區遍地開花，讓整個香港的學校水平都提到新的高度；也讓普遍的市民不必擔心自己的子女是否能進到名校。
筆者在前文重複提到，那所學校是普通的資助學校，也不屬於很大的辦學團體；論資源，與一般的資助學校無異。事實上，香港有許多類似「一般的」資助學校，辦學都很有特色，也很受家長歡迎。香港的資助學校能夠辦得出色，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政府出資 民間辦學
記得在1980年代，英國的《比較教育》學報有一篇文章，報道荷蘭引入私立學校的機制；細看內容，其實所謂「私立」，就是香港的資助學校模式。換句話說，在香港歸類為「公立」學校的，在別的國度也許認為是「私立」學校。也可以說，香港的資助學校是一種公立體系裏面的私立機構。公帑支持的民間辦學，是香港特色，也是符合香港這個自由市場經濟的學校管治模式。
這話怎說？香港的學校大致分為三類：政府學校、資助學校、私立學校。籠統來說，政府學校是政府出錢，政府管理，政府學校裏面的員工都是公務員；資助學校是政府出錢，「辦學團體」管理，裏面的員工是個別學校的僱員；私立學校則財政、管理都沒有政府的參與。
目前全港有小學572間，資助學校有420間，佔73%（政府小學只有34間）；全港中學506間，資助中學有360間，佔71%（政府中學只有31間）。也就是說，香港大多數的學校是資助模式的學校。
香港「資助學校」這種模式，有它的歷史淵源。1950年代，香港最早接受政府資助的是「補助學校」，那時候的辦學團體只有教會。1970年代中期，政府以極速發展中學教育，建立起的新的學校都是「資助學校」（那時候稱為「津貼學校」），而不是多建幾間政府學校（那時候稱為「官立學校」），因此也引進大量的民間組織——慈善機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其他許多小規模的教會、同鄉會、宗親會、校友會等——其實是開拓了民間辦學的新紀元。
辦學團體創立一所學校的時候，必須負擔一部分建築與設施的支出。之後，學校的經常支出全部由政府負責，辦學團體只是按興趣、按能力「隨緣」投入資源，這有點類似捐贈，大多用在政府標準以外的設備和項目。
香港是「教育均等」的成功例子
因此，雖然是政府出錢，卻不是政府辦學，這是與大多數的教育體系很不一樣的地方。政府出錢，而又放手給民間團體辦學，需要一種很不一樣的管治概念。在香港，辦學團體不屬於政府，它們有自己的辦學願景、宗旨和策略。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辦成好學校的意願；在華人社會，它們更有自己學校辦得出眾、為本社團爭光的競爭心態。
美國著名教育評論家 Marc Tucker 在他的 blog 裏便曾經讚嘆：香港的學校普遍地都以卓越為目標，力爭上游，這是其他社會不容易看到的。這就是因為香港的學校背後，不是一個政府一種動力，而是許許多多的民間辦學團體的多元多種動力。
然而，OECD 主持的歷屆 PISA（國際學生成就比較），香港不但是名列前茅，而且被認為是校際差異最小的教育體系，還列入值得研究的「教育均等」的成功例子。這也許是因為香港大部分學校都是政府或者資助學校，公帑資源的投入基本一致，所以學生成就也相對均勻。當然這是相對而言，我們在香港的人一定覺得學校差異很大。但是的確，在結構上，香港學校的資源投入是相當均勻的。
應讓更多辦學團體自由發揮
均等而多元，也可以說是一種優勢；而資助學校的模式，應該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假如承認這一點，又可以引出許多考慮。
外國朋友來參觀香港的學校，讚羨的往往是香港的「校本」模式。學校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學校自己聘用校長和教師、學校自己決定具體的課程和課本、學校自己決定校內的行事規則，因此每一所學校都會有自己的風格和文化。香港從來沒有高調地呼喊中小學的自主（autonomy），但是香港的中小學，實際上享受着非常實際的自主（但這是專業自主，而不是擺脫政府管治的政治獨立）。「校本」的精神，應該繼續傳承與發揚，因為這是香港學校體系的生命力所在。
由於資助學校運用的是公帑，作為政府，往往誤會公帑是政府的錢，把自己看成是施主，難免心癢癢地希望多管一些，那其實是香港學校發展的毒藥。往往由於出現了個別的學校的敗例，就立即要採取措施收緊對學校的行政控制，結果是扼殺了許多因為學校自主而產生的正面成果。由於行政的考慮，近年有過一些在實質上對資助學校「削權」的措施和政策，這與香港一貫對於辦學團體信任和放手的取態，有點背道而馳。
目前教育界討論較多的「直接資助學校」（DSS，Direct Subsidy Scheme），原來是對辦學團體依靠、信任和放權的進一步；學校在財政、人事、招生、課程都有更大的自主空間。DSS 學校的成功，說明了這種資助模式的優越之處，但是由於 DSS 目前只覆蓋大約8% 的學校，最矚目的是少數的精英學校，因此形成了 DSS 學校與一般資助學校之間的對比，給了社會和教育界很不公平的印象。假如把 DSS 的覆蓋面逐漸擴大，比如說覆蓋1／4到1／3的學校，讓更多的辦學團體能夠發揮它們的意願，香港的學校必然會創出新的佳績。
社會變了，學生的學習範圍也迅速擴展到校園以外。辦學團體已經成為學校體系的重要支柱，現在又需有更廣泛的民間力量投放到學校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周前所述，一個新的民間團體投入教育的浪潮，實際上已經在形成之中。
下月（11月）5日，倡議教育新願景的Education 2.1，將舉行一個大型研討會，將會是一次校外體驗式學習的大巡禮。有理由相信，香港又會創造一個世界少有的、全民投入的教育新局面。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