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企業的深刻反思與採索

從 「三座大山」說到企業變革的七大趨勢(上)

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企業,不斷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蛻變。過去二、三十年來,在全球各地的資本主義企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亦湧現了各種企業求變的運動。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的大本營——歐美諸國——這些深刻反思及探索行動亦是與日俱增。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不久前提到當前香港面對「三座大山」:領展、港鐵公司、強積金對沖機制。姑勿論這是否她的特首參選政綱的一部分,但此時此地,她總結出這三個大難題,確實很有心思。
 
值得指出,這三個難題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矛頭都指向企業。
 
領展彷彿象徵資本主義企業醜惡的一面:唯利是圖,不理他人死活,漠視社會需要,為了股東追求最高利潤,不惜與市民大眾為敵。
 
港鐵公司也是企業,同領展一樣都是上市公司,且有政府作為大股東,經營的是關乎大眾民生的公共交通業務,又處於近乎壟斷的地位,更有政府特別恩賜的地產項目作為後盾,本來是絕對有條件以相宜價格為廣大市民提供服務,奈何又是為了不斷為股東追求利潤,加價絕不手軟,形成公司年年賺大錢,升斗市民卻要忍受高昂車資。加上管理大型工程項目錯陋百出,醜聞層出不窮,超支的成本又要轉嫁到廣大市民身上。
 
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罪魁禍首亦是廣大的企業群。這個所謂對沖機制,根本上就不應出現。作為一個經濟相當發達的地區,長期以來香港企業僱員的退休保障都是微不足道,經過多年的爭取,才於16年前出現了強積金這個半桶水的退休保障計劃,為打工一族提供了一個聊勝於無的退休保障。強積金由僱主及僱員一起供款,退休後全數屬於僱員。所謂對沖機制,卻容許僱主可申請提取其供款部份,以抵銷支付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自2000年至今,僱主用作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強積金供款,便高達266億元,足夠政府一年長者社會保障的開支。根本就是蠶食打工仔的血汗錢。
 

如何移動三座大山?

 
現在問題是,林司長身為政務司司長甚至是未來的行政長官,是否有能力及方法去移動這三座大山?我們也可以問,無論何人當上下一屆的行政長官,能否動這三座大山分毫?
 
答案都是否定的。
 
這並不是說我們甚麼也不能做。事實上,我們正是要剷除這三座大山,只是單靠政府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做到,而是需要發揮民間組織的力量,結合商界一些富社會責任感及有前瞻視野的企業,再加上政府的強力配合,才有望改變現狀。
 
歸根究柢,我們要改變的不只是這三座大山,而是當前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請勿誤會,我們不是說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它暫時仍然是當今世上最可取的制度,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企業,也是不斷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蛻變。
 
過去二、三十年來,在全球各地的資本主義企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亦湧現了各種企業求變的運動。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的大本營——歐美諸國——這些深刻反思及探索行動亦是與日俱增。以下談談其中七大趨勢。

 

趨勢一:摒棄「企業唯一目的是為股東謀取最高利潤」的理念

 
長期以來,這個觀念深入民間,仿似是金科玉律,神聖不可侵犯,為股東謀取最高利潤,大可以淩駕一切,企業管理層的報酬及地位,也以此為至高標準。
 
在美國,此觀點的最具影晌力的代言人,莫過如佛利民,30多年前,他的名言就是:企業唯一目的是為股東謀取最高利潤。
 
過去十年,這觀點已廣泛地備受挑戰,其中最有力的批判來自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米高.波特教授。他認為企業絕不可以片面為股東謀取利益,而是應該同時為其他持份者創造價值。他並且發起一個全球性的運動 Creating Share Value(創造共享價值),來推廣這套嶄新的企業指導思想。至今已頗見成效。去年九月,財富雜誌首次選編一個年度名單,稱為〈改變世界的企業〉,Change the World List,就是以創造共享價值為理論基礎。
 
香港政府所成立的〈社會創新及發展基金〉,去年亦邀請了波特教授的合夥人 Mark Kramer 來香港推介共享價值的概念及實踐經驗,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趨勢二:以企業的力量去解決社會及環境問題

 
過去50年,世界各地出現了大量的社會企業,用不同的方法及形式去解缺或舒緩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但由於集資及利潤分配的問題,局限了社會企業的發展。
 
最近十年的一個新的趨勢,扭轉了整個局面。2007年,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企業形態,叫作 Benefit Corporation,簡稱 B Corp,中文暫譯為共益企業,最先在美國出現,繼而在歐州及南美州發揚光大,不出十年,已發展成為一個全球運動,世界任何角落的企業都可以通過認証程序成為認可的共益企業,目前已有接近二千家。
 
相對於傳統的社會企業,共益企業的特點是他們基本上是牟利企業,是徹首徹尾的資本主義企業,與一般有限公司一樣,可以融資,可以上市,利潤分配亦不像社會企業有任何限制。但是企業的東主相信牟利企業也一樣可以解決社會及或環境生態的問題。
 
共益企業的指導思想,是企業可以通過市場的力量去令世界變得更好,所謂 Business as a force for good。他們希望今後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要做到最大,最賺錢,而是對社會有最大的正面貢獻。
 
在亞洲,共益企業方興未艾。在大中華地區,台灣表現得最為熱心,目前已有超過十家獲得美國 B Lab 認証的共益企業,並有一群企業家組成了亞洲 B 型企業協會,推動亞洲共益企業的發展。香港則處於起步階段,目前只有兩家獲得認証的共益企業,另有多家在申請中。
 
中國內地亦有不少企業對共益企業的性質及意義有莫大興趣,並有一個基金會正在進行一個關於在內地推行共益企業的可行性研究,將會在9月於香港舉行的兩岸四地共益企業論壇上發表其計劃。為文之際,剛巧得悉本年6月16日一家內地企業第一反應(First Respond)成為首家獲得B Lab 認証的共益企業。

 

趨勢三:扭轉貧富懸殊的趨勢

 
收入及財富的不平均分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產品。資本主義制度一日存在,這種不平等的現象將不會消失。我們縱使接受資本主義制度,不奢望有絕對的平等,但也不希望過去數十年貧富兩極化的趨勢繼續惡化下去。
 
在西方國家,波濤澎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出現,就是反映着最富有的1% 與其他99% 的分化與矛盾。特別在目下金融泡沫的年代,收入高及資產豐厚的人士,財富增值的速度遠遠高於其他人士。不少國家及地區經常標榜國民總收入的增幅,但卻鮮有公布收入及財富分佈的數字及趨勢。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最大得益者,是社會上本來已是最富裕的人士。
 
在香港,反映著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長期以來只升不降,從1981年的0.457升到2011年的0.538。年前爆發的佔領中環運動,部分原因亦是社會收入及財富極度不平均。
 
世界各地愈來愈多的企業家,亦開始察覺到必需扭轉日益嚴重的貧富兩極化趨勢,重新營造一個更平等、更和諧、更關愛、更適合企業長期運作及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少企業嘗試用不同方法來創造這個環境,包括:
 
  • 做稱職的納稅企業,不千方百計逃稅、避稅
  • 接受更高的企業利得稅率(富商李嘉誠最近也提議提高利得稅率1至2%)
  • 給予員工合理(甚至超合理)的待遇,例如由最低工資提升至生活工資
  • 縮小企業內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差距
  • 尊重員工組織工會及進行集體談判
  • 優化員工的退休福利
 
——等等。總之,企業界已察覺到貧富懸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若不迅速扭轉這趨勢,到頭來只會衝擊營商環境,絕非企業之福。
 
 
(封面圖片:Pixabay)

謝家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