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彼可取而代之」與日本的萬世一系

——兼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日本自詡萬世一系,即日本的君主上溯到第一代的神武天皇,世冑乃是一代傳一代至今天的平成天皇明仁。
 
封面圖片說明:昭和天皇和香淳皇后,1956年。
 
讀者尤其是對日本歷史略有涉獵的讀者看了這個與眾有別的標題,應該會猜度出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論列的主旨:中日的傳統文化內核的差異及它們對兩國在現代發展道路上的迥異表現密切相關。
 
日本是與現代中國最為糾結的一個國家。我們的這個東亞強鄰,在歷史上,有著與我們頗為接近的傳統經濟形態,都是農耕為主,甚至都主要是種植水稻的社會。統治階層都同樣設法通過各種手段,把農民固定在耕地上。而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先是佛教而後是儒家學說都大規模傳入日本並在那裏產生巨大的影響。
 
到了近代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掃除封建社會的弊陋,建立現代國家,引入西方制度乃至思想意識,滌蕩傳統意識中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東西,使日本在極短的時間內崛起,成為一個與西方列強相比肩的亞洲第一強國。直到今天日本的國家治理水平乃臻於世界前列,在亞洲罕有其匹。說日本是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應無疑義。
 
日本崛起後成為一個向外侵略的國家,我國首當具沖,受到慘絕人寰的蹂躪。
 
現代中國人尤其是其精英,對日本最為糾結的就是兩個問題:一則是日本為什麼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畢其功於一役,迅速轉型,告別傳統走上現代發展的道路。若論與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國早了20多年。當年佩里將軍所率領的,被稱為黑船的美國隊出現於江戶灣的時候,鴉片戰爭的硝煙早已消散。日本人用三數年完成的轉型,我們歷經170多年尚在普世價值(實貭是現代性)與具紅色基因的民族特性相對立而爭論不休,从而使現代轉型趑趄不前;二則是中國屢受日本侵略與欺淩,國人極想探究其底因:到底日本民族是不是有侵略基因?如果有侵略基因它是怎樣形成的?這種基因的形成應該歸因於日本的現行制度還是它的傳統文化結構?實際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非止於最後以失敗告終的二次大戰,甚至也非起源於明治維新後走上現代發展道路,即列寧主義所說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那個帝國主義階段,為爭奪原料與市場而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日本對我國的侵略歷史起碼已有四百年,明朝年間東南沿海的倭寇之患是朝廷頭痛之事。即使倭寇屬民辦侵略行為,豐臣秀吉的侵朝是名實相符的國家行為。總之,日本的侵略性非列寧主義的教義足以概括。
 
這兩個令中國讀書人最為糾結的問題,看來還是從中日兩國的歷史以及歷史形成的傳統文化中更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一、中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與「彼可取而代之」 

 
中國歷史從混沌初開的年代開始,統治者從天下為公的唐堯虞舜的禪讓制,逐步進入天下為私的家天下制度。而三代的湯武革命和武王伐紂都迭經殺伐而實現易姓改朝的鼎革。惟三代更迭都是原來的貴族諸候的攻伐而非平民百姓的造反起義,所帶來政權更易。一如太史公在《秦楚之際月表》中談到遠古時說「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任。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候,尤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 總之,「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由於當時的政治結構乃為分封制。天子只實行間接的統治,基本不直接君臨平民百姓。這種暴力推翻天子的不穩定來源悉在諸侯。可以說三代時,諸侯就不是對天子畢恭敬止的了。他們經常互相串聯,圖謀天子之位。
 
到了六王畢,四海一的秦代,始皇帝實行絕對君主制,由最高統治者親自實行統治,使皇帝直接掌管平民百姓,在皇帝指揮下治民的並非與之血脈相連的諸侯貴族,而是平民出身的官吏。這樣皇帝施政一有閃失,全國沸騰,皇帝自己承擔了施政失敗的責任。
 
到底是確有其事,還是史書訛傳,那位力拔山氣蓋世的項王於不義?我沒有細加考究。說是秦未之年,項籍於道旁見始皇帝宮車之出,秦宮威儀使這位後來的霸王心嚮往之,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
 
這個彼可取而代之,說明當時社會的一般看法,中國的皇帝是以力征經營天下者。考之於天的光環己然放失。日後我有能耐力征經營天下,當然可以取而代之。
 
這個彼可取而代之,大壞皇帝的尊貴外,也開始了中國二三千年周期性朝代更替之先河。一方面是野心家的祛魅福音;一方面是流血飄杵的逐鹿中原。
 
中國3,000年的統治史就是皇帝奄有四海,佔有整個中國的財富,並乾綱獨斷,親自駕馭子民,對所有威脅皇權者毫不留情地摧毀。陳琳為袁紹草擬的檄文中罵曹操的那些話:「爵賞由心,誅戳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用之於中國大部分皇帝絕無誣諂。中國統治史除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與貞觀之治外,朝政清明,皇帝賢明仁愛者絕無僅有。即使所謂康乾之治,當年帝王的殘暴,屢興大獄,使士子「避席畏聞文字獄」 。實在算不上仁慈愛民的聖君了。
 
同時彼可取而代之記入史乘,使天下英雄對皇位虎視耽耽。無行流民一見時機,即風雲際會,斫木為兵,揭杆為旗。以期天下雲集響應,嬴糧而景從,最後坐上金鑾殿,南面而稱孤。從龍之輩皆沐猴而冠。在這些天下英雄中,劉邦與朱元璋是最為成功的典範了。
 
中國的皇帝以力經營天下。這些帝王雖口不忘儒家之道,所行皆法家酷烈之術。歷代史家咸以明儒陰法名之。夫儒學乃對臣下及子民的要求。不過頭腦清醒的帝王,非常清楚儒學只是說教,沒有宗教的地位,約束力有限,他們的地位根本是以力得來,非以倡導赤裸裸暴力的法家勢、法與術不足以保住帝位。偶有繼體守文之君,真以儒學治國,無不以失敗收場。建文帝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中國歷朝歷代皇帝的臣子基本也是攝於力的高壓才輸誠表忠的。很多時候君主與臣下乃至子民,處於某種猜忌與陰謀的對立之中。功高震主一直是漢語的常用成語,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帝制時期,中國君臣關的對立情況。中國君臣之間建基於力量關,使這種關極易蛻變。每次易代鼎革之際,賣降恐後的多,堅守氣節的少。
 
總括而言,彼可取而代之的肆無忌憚與排他性的絕對君主制構成中國2,000年帝制及周期性震蕩的中國歷史。後面的分析我們會看到,這種一體兩面的傳統是我國經過100多年的折騰,現代社會轉型還未竟金功的根本原因。因為這種排他性獨享天下,與現代社會所需的包容與合作殊不合節。實際上,在現代民主自由開放社會,彼可取而代之的意識已然祛魅,因為絕對權力在那裏己不再存在。

 

二、日本:公幕共存與萬世一系

 
日本自詡萬世一系,即日本的君主上溯到第一代的神武天皇,世冑乃是一代傳一代至今天的平成天皇明仁。日本官方認為神武天皇在西元前660年登基(1940年日本紀念立國2600年) 。因為日本在很久以後才使用文字。在這以前的史實或屬以口相傳的傳說,或依靠考古的發現為佐証。所以日本官方的說法不是太靠譜。一般說法神武天皇年代在西元300年上下。
 
日本君主與中國的差別除了世系的一貫性之外,還在於天皇基本上不親自禦民。除了奈良及更早的時代,天皇朝廷負責治理國家外,自從鐮倉的源賴朝氐經足利尊氏的室町到江戶的德川幕府700有餘年,政權基本落在幕府的將軍手中。天皇更多的是作為神道教的最高祭司。雖然天皇朝廷與掌權的幕府也曾有衝突比如後醍醐天皇時代,幕府插足天皇的廢立而同時出現多於一個天皇並相互攻伐,出現南北朝的局面。但是日本那些沒有皇族血統的幕府將軍從未試過帝制自為,廢除天皇取而代之的情事。同時日本直到明治維新尊王攘夷統一日本之前,一直實行封建制度,即使掌政的幕府也不實行一元化的統治,而是由分封的大名負責藩政。在德川時期,這些大名有親藩、譜代與外樣之分。幕府對那些被稱為外樣的,不是自己封贈的大名雖有提防,但還是容忍與接受的。並不似中國君主實行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的政策。
 
日本古代精英對皇室在一定程度上的尊重。這使日本歷史的進程與中國大相徑庭。日本稱之為一揆的平民造反或中國所稱的農民起義雖也曾發生,但沒有中國那樣頻繁,更沒有像劉邦、朱元璋般最後奪得天下的。
 
日本傳統社會與中國的最大差異就是日本的統治是多元的,既有象徵性的君主天皇,又有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兩者某種意義上有互相制約的機制。再加上封建制度幕藩之間也有分權的含義。日本前現代社會的這種統治結構得以運行,尤其是天皇作為國君,萬世一系,不曾有皇胄以外的人覦覬皇位,取而代之,在相當程度上與日本是一個宗教國家有關。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多神論宗教,有很多神靈。既有保佑各別地方的神靈,又有保佑全日本的太陽神,天皇被認為是來自日照天神,受日本人膜拜,保佑日本,因此具有神格,非尋常人可以取而代之。這裏加一句題外的話,日本人的宗教觀念也相對特別,很多日本人同時信多種宗教,因此日本各種宗教人口的總和,多倍於日本人口。歷史上日本政府對外來宗教既寬容又嚴厲,前者表現在對待佛教上;後來則對基督教甚至發生過滅教事件。
 
這樣作為神道教這種日本的國教最高祭司的天皇成了日本國家的人格化身。國家的觀念在日人心中是一種實在。而不僅僅是一個可取而代之皇帝。
 
最值得肯定的是,日本傳統文化與制度存在更多的包容與分權的因素。 
 

駱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