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本港大學教育可謂已達高峰，接下來該如何發展，陳繁昌的答案是 role differentiation（角色分工）。「香港高教界可算是個奇蹟，本港八大，每所都是獨當一面、有板有眼的，實在是難能可貴。但如我剛才所說，亞洲各國都在追趕上來，我們要在全球市場上立足，必須自我定位，role differentiation。」
他以美國大學為例，表示當地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是各有特色，不盡相同，甚至不能比較的。「Boston 有兩所世界聞名的院校，一是哈佛，一是 MIT。若然有人問我，哪一間才是當地的第一學府？我會說，they are different，根本不能比較。即使哈佛的實力雄厚，MIT 亦不見得比它差，事實上它在很多範疇上都比哈佛優勝，這就是它的定位。」陳繁昌坦言，科大的定位就是要當 MIT。「很多大學都想當哈佛，我們不想，我們要當 MIT。除此之外，國際化亦是科大的定位。科大不但希望畢業生能成為香港大企業的行政總裁，還期望他們向外地發展，去國內、美國、馬來西亞，在全球各地打拚，成為國際的領導階層。」他補充，即使每所大學的定位不同，可是綜觀本港高教界，仍會是百花齊放。
科大難以辦成私立大學
不過，談到近年政府鼓勵發展的私立大學，陳繁昌則不以為然。他承認，優秀的私立大學不在少數，單是美國，就坐擁哈佛、史丹福等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學。「但美國本土亦有很多劣等的私立大學，粗俗一點來說，就是學店。」他表示，私立大學須要自負盈虧，意即很可能無法得到政府資助。若是新辦的大學，情況則更惡劣，因為校友不多，捐助自然不足。
「以科大為例，我校每年約有20億元的政府資助，相當於總收入的三分之二。試想想，若要把這部分的收入來源轉成捐贈基金，我們需要的起動金額至少達數百億元，而且必須靠校友捐助募集，然而我校歷史不長，這恐怕是不可行的。」陳繁昌補充，撇除政府資助和校友捐款，新辦的私立大學的收入來源只剩學費，與學生的關係難免變成消費者和商人。
提到資助來源，陳繁昌指出，政府對大學的資源分配制度有不足之處。「由於每所大學定位不同，它們的需要也不會相同，所以政府須將現行制度優化，不可再單單視乎學生人數，也應該同時考慮每所大學的需要。」
香港學生應擴闊世界觀
陳繁昌一生致力於教育界，手執教鞕踏遍世上一流學府，綜觀全球大學生，他認為本港尖子與各國精英於學業上能力相當，但思維模式卻差異很大。他表示，美國等地看待大學的觀念有別於香港，認為大學是讓學生發掘自我的地方，所以當地教育系統偏向博雅。「以哈佛大學為例，本科是沒有專科的，本科生可以主修英文、化學、哲學，但若想唸法律、醫學等專科是不可能的。因為哈佛的法學院、醫學院是研究所，只有研究生才可研讀相關課程。」
他解釋，博雅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創意，刺激思維。「其實，本港學生不必急於決定發展路向，尤其現在大學制度由三改四，以學院收生，一年級學生應該多上不同課堂，培養不同興趣，從而了解自己更多。以 Steve Jobs 為例，他是蘋果公司的創始人，他在大學時期也不是只上有關電腦科技的課，他有唸中國書法，也有一些文科。所以大學生選修課堂不要只唸與日後工作相關的，應多讀一些感興趣的科目。這也是一種磨練，讓學生自己決定唸甚麼學科，發掘自我。」
至於兩地學生的世界觀，陳繁昌亦認為本港大學生的想法，不如外國大學生般宏大。「這或許跟大學歷史和校友相關，比如哈佛的學生，他們的榜樣是 Bill Gates、Mark Zuckerberg、Barack Obama。學生看見前人的成就，他們的志向不會只是謀一份高薪厚職，而是改變世界。」他又提到一位科大碩士畢業生的經歷，這位畢業生來自瑞士，隻身來到香港攻讀碩士課程，後來又到了西班牙工作。「如果有朝一日，本港科大生畢業後，能去巴西打拚，在美國公司工作，那將是很好的經驗，他的世界觀必然遠大。」
不過，陳繁昌強調，以上差距大多與地方文化相關，若論個人能力，香港學生可與外國學生爭一日之長。「我於加州理工學院完成學士課程，在史丹福取得博士學位，其後曾到耶魯、UCLA 等院校執教，現又於科大擔任校長，見盡兩地學生。以學業而言，將香港最優秀的首5%尖子，與美國最優秀的首5%尖子相比，兩者並無分別，所以本港學生要有信心。」
上任五年 科大創業文化終成氣候
事實上，很多亞洲人到美國等地發展，能創出一番事業，所以陳繁昌認為地區環境和文化，對年輕人發展甚為重要，大學亦應擔當鼓勵年輕人的角色，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文化，讓他們自行摸索將來的路。「其實一直以來，很多大學生都想創業，只是不知如何開始，大學便要為他們樹立榜樣。以科大為例，與我初上任時相比，創業氣氛現已算相當濃厚，也有了些成績，例如神魔之塔、大疆創新科技都是一些好榜樣。」
「作為研究型大學，我校有兩個目標，第一，創造知識，憑着最新的知識，最先進的科技，讓學生盡展所長，發揮創新思維。第二，訓練未來領袖，我校希望能裁培更多如汪滔（大疆創新創辦人）般的企業家，訓練學生把握不同時代的新機遇。」
他又認為，年輕人若想投身高科技產業，必須調整心態，不能永遠以消費者角度思考。「以 iPad 為例，大部分港人都會買這種平板電腦，但沒幾個想到創造一種新的平板電腦、創造新的科技。」他指出，所有高科技產品，都是由新概念開始。「大疆創新創辦人的概念就是發明一種新的遙控直升機，可以拍照的，多功能的。他就憑着這概念，在科大實驗室嘗試、實踐，最終獲得今天的成績，所以創造概念是第一步。第二是招攬人才。其實香港有很多專業的技術人員，又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畢業生，羅致這些人才是將業務國際化的重要一步。」
不當富士康，要當蘋果
回歸以後，有指香港工業早已北移，年輕一代如要創業，亦應跟隨大勢北上發展。對此，陳繁昌有另一番見解。「據我所知，所謂北移的產業，大部分都與廉價勞工有關，像是富士康一類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富士康負責生產高科技產品，卻與科技創新沾不上邊，因為研發新科技的是蘋果、微軟這類企業。我們要當的不是富士康，是蘋果。」
他續指，香港的創業環境良好，年輕人不妨放膽一試。「華為、聯想、TCL 的研究部門都開設在香港科技園，說明香港大有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空間。論人才、資源、創意、科技、市場，香港一應俱全，唯獨欠缺良好的創業概念。我曾詢問創業基金投資者，為何不來港投資，他們說只要香港創業家的意念優秀，他們一定支持。」
籲政府建創科局 發展多元化經濟
除了大學及投資者，政府對於年輕人創業亦相當重要，良好的發展政策能讓他們盡展所長，亦可帶動地方經濟。至於香港政府，陳繁昌認為有改善空間。「香港的產業不夠多元化，沒有給予年輕人足夠空間發揮天賦。其實每人天分不同，何必都讓他們從事相同的行業？政府應該鼓勵及協助年輕人在擅長的領域發展，這樣的話，不但他們能發揮所長，亦可令香港經濟變得多樣化。」
陳繁昌又指，政府應制定更多長遠策略，例如設立創新及科技局。「老實說，發展創新及科技局未必對年輕人創業有太大的幫助，但至少能將這個想法帶到領導層面的高度。當有一位局長為創業家發聲，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亦會多一些。我說的資源不只是金錢，亦是機會，例如引入創業基金投資者的機會。」
他期望，若創新及科技局得以成立，當局除了鼓勵年輕人創業外，亦應研究如何利用香港政治地位，引入內地人才、資源，邁向國際平台。在這方面，他認為大疆創新是很好的例子。「大疆創新是香港公司，它的產品於長三角生產，但它的市場遍布全球。一個品牌面向全球，並非易事，但香港絕對有能力做到。」他又提到以色列的國際企業，指香港可以向其借鏡。「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當中最多的是美國企業，其次便是以色列的企業。不但如此，香港首富李嘉誠在以色列的投資亦十分龐大，其實以色列人口與香港相差不遠，他們做到，我們也能做到。資源方面不成問題，香港的條件很好，我相信只要有良好的概念 ，李嘉誠亦很樂意投資在香港創業家身上。事實上，李嘉誠今年亦有捐錢給科大，用意就是鼓勵我校的學生創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