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傳統的教學方法，主流是讀聖賢書，學如何成人，鼓勵從歷史榜樣、訓誨、身教，作為道德教育的基礎與提醒。其信念在個人內在的良知能力，等待發掘、培育，以致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教育因而極為嚴厲，並有身體訓練的課程，六藝的學習與實踐；紀律是不可或缺之環。現在回訪此等教育理念與安排，便遺憾於自從西方現代化改變了歐美的教育重點，要求切合社會實際需要以後，如何轉過來使道德教育變質。
在成長的記憶中，不曾接受過正規的道德教育，但散見於中國語文教科書裏，愛國忠君、孝悌忠信的故事。但更強記憶的是訓導主任在學校禮堂上的嚴情辨色。主任說話的內容不在校務安排，活動程序而在校規的規定，褒揚好榜樣，嚴厲批評違規行為，以及背後的「小我」思考。學生站立於禮堂，挺腰收腹，專注聆聽，明白事情的輕重，反思自己的行為等，是為道德教育的基礎。
1960年代的香港小學，教師來自五湖四海，當然也有操帶着濃重鄉語口音的。他們不少未曾受過師範訓練，但有教學經驗，兼有豐富的人生經歷。在課堂上他們手攜中、英文課本，籍內容談到中日戰爭的慘痛事跡，或大飢荒時代求生的取捨，不少是他們身歷其境的體會。我們聽着，想像着，如果切身處地，會否作同一樣的道德抉擇。
從學習中得益更多
其後，中學課程是緊密的教程安排及課內外活動。偶然遇上可以把歷史故事說得有趣動容的老師，是一份幸運。如今大學普遍推行以學習成果為本的教育評估，道德及價值教育如何表述為可以量度的學習成果，引來思考與討論。通識教育並不等同道德教育，通識即使可以锻練資料工夫與獨立思考，醞釀價值的衡量，但並不就能窮智見德。
美國關島大學哲學系的沙尼文教授發表了一篇以中國古代教育哲學為一種學習方法，銜接當代教育學習評估的文章。文章始於一個實際的提問：為什麼有些學習者更能從教育中獲益，且能力似乎比其他人強？他舉中國士大夫為例，說明中國人家庭不論富貧，考上科舉成為士大丈是一條出路，一躍進入國家的官僚體系。其後他們的升遷，便在乎其管理人力及自然資源的實效和成果。晉升事小，改革或工程失敗可引致滅亡；因而古代中國，激勵促進學生求學的方式任重道遠，甚有參詳價值。
例子之一為六藝之禮、樂、射、御、書、數；其中之御，是軍事策略，譯之為 Charioteering 。四書五經其實還曾擴展到十三經，引進道德及價值教育之餘，主要是希望莘莘學子到了成年，可以從歷代統治者及士大丈過往的業績及成敗裏，思考如何處理當代問題。專才不是教育目的，而在如何為人以及如何生存，那才是博雅教育的基礎。談到學習成果與評估，中國傳統教育亦有其衡量的範疇，便出現在知行合一，感悟、格物致（良）知的考量，並以六藝的操練實踐作為促進的基礎。美國教育學者儘管為中國傳統教育列出分類法 taxonomy ，但知與行以及格物致知的跳躍與轉化；又並非可以以估量的方程式來衝量。有關考慮有待補充。
（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