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聯結，出於自然，也就是出於自然的需要；因為不是選擇的，也就是不經心智考量的，可說是「盲目」的。後面亞氏會論到城邦，他會告訴我們，城邦的基礎，也是自然的。那是不是說，從家，到村，到國，都帶有「盲目」成分？不經心智考量，也即是沒有人為的力量，可以成國嗎？還有，家的組織，除了男女，兼有主奴關係，那也是自然的。自然的推移，把一切推上某種軌序，包括治人者和治於人者。合起來，我們看到人最早的社團，具兩種關係：一是男女，一是主僕。但有些人（指的是外邦人，希臘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和部落），不懂這自然的區分，把他們的女人用作奴僕。亞氏引用了好幾位詩人的說話。那是違反自然了。怎麼會發生的？
亞氏顯然不認為女人在遠見慎慮的天賦上必然比男人差，他那豐富的觀察，不可能得出如此結論。女人具備那樣的能力，古今無別。古代希臘人早知。早在他以前的柏氏，也在作品中表示過，男女在這方面的平等。那亞氏引早期史詩作證，就特別有意思。外族不區分女人與奴僕。為什麼？亞氏猜測；那是因為他們中間沒有天生的治人者——他們不懂區分男女之別，治人者治於人者之別。如是，則他們也當作奴僕。簡單地說，你見到群體中的男人，如此奴役他們的女人，你就知道，他們也是受奴役的。這會很受當代女性主義者的歡迎。按亞氏的假設，女人在這方面的智力，不遜於男人，那麼這等外族何以能奴役他們的女人？那是怎樣發生的？
回到服從問題上。她們是自甘服膺的嗎？如果他們的女人自願當奴，我們可以說，也許她們就不配享有自由了。任何人受奴役而沒有憤慨，沒有抗拒心，他準是個天生的奴隸。可沒有人這樣形容女人，何以外族能奴役她們？最直接的猜想，最大的可能，是體力的差距。男人能夠壓制女人，就像父母能夠壓制幼童：說服不了的時候，就用強制手段。小孩要跑到馬路上，不聽話，你只得拉着他的手，不讓他走開。也許，外族的男人奴役他們的女人，手段相同。這又引出另一個論點，大家很快就會看到的。
因為，亞氏很快就要探討奴隸成因的問題；他要看那樣的社會體制，是自然而成的，還是人為使然。外族男人奴役女人一事表明，女人當奴僕，純因不如男人孔武有力。男人作主，因用力駕馭。亞氏不承認用力壓人，是可為人主的條件，所以他不認為外族的成習是合理的。純憑強制力——不管體力還是武力——建立的奴隸制度，不是「恰當」的役使別人方式。（我國古代，例如說，孔孟的教誨，謂「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是否頗相似？）他的基調，從沒有改變：主奴關係，只能建立在其中一方是否較有慎慮遠見。（這和孟子說的「勞心者」、「勞力者」，也很相近。）固然，這是個應然的問題；實然是否如此，那是另一問題。經驗所見的，往往是某種不平等，卻不是亞氏認為說得過去的一種。
不當「屈人以力」這見解，在政治哲學上影響深遠；在實際政治上，後世的改革者，也利用來作「向力者抗爭」的辯解。在某種情況下，人起來推翻擁權的人，不惟可以理解，實亦合符公義。如此有見地的想法，卻給現代人的偏見埋沒了。不少人認為，古代希臘人知識落後，尤其亞氏；因為說他保守，甚至把他描繪為「野人」，又責他看事情絕對，看自然是不平等的，不一而足。直像世上各類政治迫害，都從他的思想開始似的，因為他「贊成不平等」。有意思的是，當霍氏提出亞氏來討論時，他埋怨的，不是亞氏欺人；剛相反，他不滿亞氏太受歡迎，太鼓動「政府得廣為認受」這傾向。他最反對的亞氏理論，在自然之道賦予每個人有個立足點，使人能判斷各樣政治情況。這等於說，臣民的權利，不來自統治者，而來自他頭上某種自然準則。這本身就夠「革命性」的，霍氏十分明白；後來更給美國《獨立宣言》諸作者善為利用引申。美國的開國元勳向英王抗爭，因為君王漸漸成為暴君。（有點像說：你要我臣服，卻不以德服我，或以能服我，而是以力壓我。那不行。《孟子·滕文公下》的說法是：「威武不能屈」。）他們聲稱擁有某些「權利」，堅持那是凡人皆有的，因為是自然賦予的。亞氏「不當屈人以力」的思想，正是後來者所追溯的。他認為世上很多事，如政治的安排，經驗所創設的制度等，都可以藉某自然的準則判斷。這樣，他不可能是個法西斯主義的原型，反而更像個「革命派」了。
自然與權力的組合
大家看到亞氏談到這些組織、這些社團時，說它們怎樣成形的，有什麼自然的基礎等，早晚會想到那更概括的問題：亞氏是怎樣看待「自然與權力」的？怎樣看自然的軌序與群體生活中的權力行使？最簡單直率的答案，可能是這樣的：亞氏明白到，人有一些需要、動勁、才能，並不是人為的，與我們的環境、教育等無關。它們在，是自然而然的。要仔細探討什麼是「自然而然」的，是個複雜的哲學問題。就當前的目的來說，大家都會明白：我們受自然之道指引、影響、約束；諸多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或我們周遭的，是自然的力量使然。自然的推移，驅使我們走在一道，男女聯結是自然組成的，治人者治於人者相輔，也是自然組成的。合起來共同組成的，是家居。不同家居合組的，是村落，一眾村落合組的，是城邦。城邦，是權力行使的中心；她的基礎，是自然的。
和「自然與人」並排着看。最容易看到的，是自然的推移把人攏在一道，最初步是異性的男女，然後一步一步向前移，最後到達一個政治體，一個政治社會，使大家不光能活在其中，更可以活出美好的生命。你可以說，所有這一切，就像蘋果在樹上，整個成長，都是自然而成的。好像說：自然成就所有，她指示出結果，也指示出邁向結果的過程。這樣說，其實言過其實。因為亞氏很快就會給我們看到，必須加進十分重要的人為元素，才能完成自然的事功。人的力量，必須牽涉在內。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點，就叫作人的自然群性吧。自然的推移，好像能使人走在一起，也相互合作或扶持。「人按着本性是個政治動物」，是亞氏的名句。他所說的「政治動物」，用今天的表述，應是「社會動物」或「群性動物」。那是說，人按着自然是個合群的動物，他會與其他人共處結交，因為那對大家都有好處。人人願意和他人合群，因為那是個公利，或者叫公益。看起來，是古典政治哲學，特別是亞氏給我們描繪的圖像，是人在原始狀態下，還是有某種群性的，並不是頭荒原獨走的狼。當然，他是個智者，他不會那麼天真，以為上古之世就是個黃金時代，人人無憂無慮，一切不乏，都像神仙過日子。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和睦相處的。那些還沒有進入文明社會的外邦人，也代表了活在較原始狀態下的部落，不合理地奴役他們的女人。
人孰善惡 亞氏的「自然之道」
當我們問：人的早期情況是怎樣的？看看代表古典政治哲學的亞氏，又代表近代政治哲學的霍氏，大家看到的，是後向投射的不同結論。亞氏看來認為，人的自然群性，一開始就在，儘管那不是個黃金時代，嚴酷的情況必然存在，觀察那些部落就可見了。但他並沒有強調說，人最初的情況很惡劣，互相敵視，日夜防範等。他的原始圖像，較為平和。霍氏的剛相反，他否定亞氏所形容的狀態；他筆下的原始狀態，是每個人都像頭荒原獨走的狼，為了生存而對其他狼不留情的。活在進入文明以前的人，生命是短促，孤獨，又殘忍的。古人認為，政治社會源自人的自然群性；近人認為，那是源自人的絕望與恐懼。在上古之世，人人都懷着天生不友善的本性，擔心遭到不測。為求自保，大家都不惜用上一切手段。那是種戰爭狀態。也沒有救贖：唯一可能是放棄很多東西，走進有組織的生活中，達到自保，也就是維護個體生命。
那不是亞氏的圖像。他顯然清楚知道，古代人的生活，並不那麼風平浪靜的。光看看他說那些民族部落，男人只憑體力，強制奴役女人，就可知道，人可以怎樣對待人。直像自然群性並不存在似的，直像自然之道只帶來衝突和壓迫。如果一個社會的一半人，可以隨意欺凌另一半，只因他們當中，沒有天生的治人者和治於人者，那就不是自然群性而是自然敵意了。你甚至可以說，那是對自然之道的嚴厲指控。不必找霍氏，拿着亞氏這兩句，你有足夠材料「指控自然」了。自然不錯「攏合」我們；但在沒有自然領袖與自然臣民情況下，它是「分拆」我們。不然他們就不會役使女人，使他們自己也變得當受奴役了。可見人處在原始狀態底下，沒有有組織的生活，沒有治人者治於人者，情況很糟。從上古邁向文明，是個自然過程，但並不風平浪靜。所以人需要教化；所以僅靠自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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