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者治於能者的不平等政治

「先天／後天，自然／人為，孰輕孰重？」這一問題既複雜也富爭論。我們也不可能在這裏解決它。就當前的目的來說，我們嘗試明白亞氏在說什麼。對我們來說，是不應用自己那狹窄的視界，先入為主地用近代人的意識，去充塞了我們的思辨空間，忽視了亞氏提出的可能。

 

另一個論點，是認為亞氏哲學已「過時」，因為他受到他那時代和文化的局限。也許是，也許不是。是與不是，我們不會知道——如果我們的分析，本身就受「文化局限」的？如果我們只懂得用當前盛行的意識形態來衡量他？如果我們的思辨標準，是來自19世紀末的歐洲，或20世紀末的亞洲，我們怎能冷靜客觀地評論，他的理論公允與否？合理與否？政治關係的探討，可以用很「政治」的角度從事的；今天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多採這途徑。要了解國家本質的問題，並不在贊成或反對不平等，而在明白亞氏的論點。那樣的論點，何以出自這位智者？如果他不在說瞎話，那他在說什麼？是不是無理取鬧？最簡單的答案是：他懂得觀察人。

 

 

他指引我們審視眾生。但人，總有保守傾向。那他基本上也是個「保守主義」者？這觀察也不無道理。他怎樣避過那樣的「指控」？細讀亞氏書，你會發覺，他觀察入微，洞悉清楚；他不只頭腦敏銳，且思想開放，從不受困於保守的成見，因為他相信，知識不能受制於純經驗累積。哲學思考，並不就是重複你所見到的。所以，他並沒有掉進那保守主義的窠臼。幾乎在他所有作品中，他都用前人意見作起點。不管討論什麼，他總問：一般意見怎樣？然後他去審視各觀點，棄掉了不合理的、前後不一致的、經驗知道不行的，自己綜合起來，添上自己反省後的意見。這倒不像個保守主義者的作法。他往往把觀察的記錄，系統鋪排，再提升到得出原則的層次。雖然，現代人回顧，會覺得他整個系統傾向保守。

 

暫時我們看到的，主要有兩點。一是最早期的、最基本的人類組織——家庭，是男女合組的；目的是留下肖己者，當然是指父母子女了，那是自然而然的。（按着定義，如果一個居室，不由異性組成，因而不可能留下（生物意義上的）肖己者，那就不是一個家了。當代鼓吹同性婚姻的人，指摘亞氏保守，他也無可反駁。不過他說的「家」，依然是普遍接受的形式。）另一是家的維繫，除了必要的男女以外，還有另一種關係，就是主奴關係，那也是自然的。一個社會，使人人都有好的體格，又同時有好的頭腦，那固然十分理想。亞氏顯然說的是另一種情況：有些人較精明，有遠見；有些人則相反。他喜歡用 phronesis 來形容前者（英文多作 prudence，我們說「慎慮」，就是說人思慮精明謹慎的意思）。

 

有沒有可能說，有些人是缺乏慎慮的︑沒有什麼前瞻能力的？說白一點，就是不懂得看顧自己的？當然是個經驗觀察的問題了。這類經驗，很普遍；不論在過去、在當下，甚至在將來，都會有那樣的人。先別說那是因為遺傳基因或是什麼的，我們（文明社會）有責任去照顧他們；也就是說，總有人得指引他們行事。「有人得照顧他們」，是個人人耳熟能詳的習用語；我們一般都不去想想，這背後的概念是什麼。我敢說，對不懂瞻前顧後的人，你得幫助、你得教導他們作事。在今天的社會，也許他們都是少數人；人數多寡，用什麼辦法指導等，都是技術問題，不是考慮重點。我們也不是說：就役使他們吧。當認真看看，是否自然而然會有這些人——不論何時何地的，需要別人照顧的？（小孩不算在內。）看來答案是肯定的。

 

退一步問問自己：那樣不同的人，一起活在很原始的條件下，生活需求迫人，會怎樣？今天的人，身處比較富足的社會，要他倒轉來向後投射，頗不容易。現代社會，條件較好；有人要別人照顧嗎，也不困難。古代社會，使經濟環境不好，生活較差，需要別人教導、指引的人又不少，那麼你所缺乏的，由別人看顧；別人所需的，你也得付出。你也得幫助別人，起碼有個用處，讓大家都能生存，可以說是個互利的安排。這是靜靜的「引領」大家接受亞氏的結論？非也。結論，待看過所有論說後才下不遲。我的目的，在盡力使大家明白他在說什麼。有沒有可能他不是個小人？如果他說的沒有錯，那他在想什麼？如果他是錯了，那錯在什麼地方？

 

憑他的觀察，他一定知道有那些人，需要別人的看顧指點，而他們自己所能作的，是利用體力幹活。他們能夠工作，只是需要人家告之怎樣做。古代力田的，並不是人人都懂農務；有知識與經驗的，知道從播種到收成的，氣候土壤等變化，諸如此類。到了今天，不少人有自己的小園圃了，很多人還是不善處理的；他們也得向懂的人請教園藝。我服從他的指揮，因為他懂我不懂；他知道怎樣因時因地制宜，知道不作什麼，會有怎樣的後果。他指引我，同時要求我也出力，而我能付出的是體力，那也沒有什麼不對。這是最雛型的主僕合作形式，也是亞氏所謂最早期的、除了男女以外另一種組織形式，一種勞心者與勞力者，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的聯合體，都是自然而然成立的。

 

 

說似輕鬆。可是，稍用心想一下，會發現個大問題；而這個困難，亞氏一字不提。想像一個短小精悍又有頭腦的人，懂農務又有前瞻；另一個高大粗壯的漢子，呆頭呆腦又不懂事。小子吩咐大漢做事，大漢說：不，我不幹。小子說：你不合作，我們大家都不會好過。大漢說：我不相信。（上文討論的前提，是勞力者得聽從勞心者的指示，才達兩利的。現在的情況，使本來的前提無法再進一步。）小子說：你這樣嗎，實在很笨。大漢說：我覺得受到冒犯，看我就來修理你！不管後果如何，我們都可以想像那情況，而那是2,000多年前的背景。原先的假設是：勞力者聽從勞心者，現在不成立了。固然，理想的情況是，大漢說：對。我明白你意思。我自己真箇不懂，就按你指示做吧，那樣合作會較好。果如是，當然萬事大吉，力者與智者合作。用今天的術語說，叫雙贏之局。果不是呢？

 

人與人最早期的、自然而然的聯結，亞氏並沒有提到這個；他的故事並不完整。但主奴關係，又確實存在。那當在他的模式中，加上補充。比如說，勞心者一定有某種辦法，使勞力者聽命；他可以運用說服力——那不一定不可能；他也可以用其他形式。直接使用壓迫？很難想像；很難相信那勞心者就憑壓迫，可強他人就範。雖然亞氏在這裏沒說，他從來認為，勞心者，是少數。反過來，是少數勞力者給多數勞心者壓倒。那更不可思議。按常理說，兩種情況都不像。如是，則亞氏所指述的勞心者，自然當作治人者的，必然要想到可行的辦法，使雙方合作。似乎最大可能是某種可軟硬兼施的手段。他本人完全沒有表示。在他的敍述中，各類見解都是那麼流暢自然，讀者就像在平直的表面上滑行。但我們得小心，在平直的表面下，可能有不平的起伏；那些起伏，可不能假設亞氏不曾考慮過。所以，讀亞氏書，要仔細，也要不停思考。

 

很簡單的人際關係：那天生智力較佳，自然當作治人者的，和它的反面——那自然當成為治於人者的。僅就這個已很有意思，因為它預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它預示了我們最終得考慮的政治問題。什麼叫「政治問題」？那是古代近代政治哲學都在追尋的東西。它問：什麼是最佳的政治安排？不同的人，在政治社會中，當怎樣組成、聯繫，以期達到最佳效果，使大家都能活得好好的？怎樣的政治安排——例如人與人的交往，制度上的設計，等等，對大家是最好的？什麼叫活得最好？會不會就是「美好的生命」？一個合理的、文化璀璨的生命？也許，每個人都可以反省一下，自問：在政治社團、政治組織的庇護下，我怎樣才能活得最好？暫時就把這個叫作「政治問題」好了。自然之道教我們看到，有人該當治人者，有人該作治於人者；整個濃縮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政治問題。我們在一個政治架構下，怎樣才能有美好的生命？

 

假設亞氏是對的。順着他的思路看，在任何時空下，總有某些人較有遠見，較有智慧的。會不會假定，我們要有最佳政治安排能出現的先決條件，是讓那些人指導大家怎樣做？像現代人常說的：當政治領袖的人，應能告訴大家，你提高利率，你減少貨幣供應，你怎樣處理外匯，你會有什麼後果。又或者，你在哪裏用兵，你在哪裏撤軍，又會有什麼後果。故知美好的公眾生活，要靠有知識有眼光的人來籌畫的。為政者，該有那樣的視界，明白不同政策會帶出怎樣不同的後果。這都是前瞻︑遠見。正式地說，政治的藝術，可化約成慎慮的美德。固然，那還不夠。有讀者會懷疑，你這是賣什麼藥來了？簡直是馬基維里在說話啦！為什麼不提公義的？我們先稍安毋躁，稍後自會看到馬氏與亞氏之別。我們要慎慮，要遠瞻，同時要做個堂正的治人者，否則後果堪虞。

 

我們說為政者當具慎慮遠見的能力，起碼那是必備條件，是否對的？應該是。這類能力，在社會上的分布，並不均勻；你怎樣使「庸者」——多數的普通人，服膺於那「能者」——有遠見的少數？使有能力的能居領導地位？在一個多數統治的政治情況，這是個問題；在一個少數統治，什或個人統治的情況下，這同樣是個問題。任何政體，只要使能者居上位的，都有同一問題。在家族（血統）繼承的牽制下，誰來治國全看誰出生在帝王家；登帝位的可以毫無遠見與慎慮。這難題長期困擾這類帝制，所以早就有人想到君主立憲作解決辦法。

 

使任何政體都有賴那天生有遠見的作主，我們怎樣知道，那自然該當治於人者的，在選擇支持他們諸領袖的時候，不會出錯？會不會因此使政體動搖？這不是個人人接受的用語：自17世紀以來，歐洲思潮流行的講法，是人的不平等，是文明造成的，不是自然之道使然。近世更然，大家都不願接受「不平等有自然基礎」的論調。但我們在討論亞氏的想法。如果我們看到這個主奴情況，也就是自然而生的治人者和治於人者的情況，早在原始家庭已出現，那我們可以推想，同樣情況，會出現在所有社團身上，也許尤其是出現在城邦身上。這不僅從「政治問題」上可見，在任何有教導有受教的情形上，也可應用。那需要接受別人指揮、教導的，怎麼會俯首貼耳的接受？你要具備少許的智能，才會願意接受別人的指揮；而那智能，卻又正是你所缺乏的！那麼從這觀點看，有才智的給無知輩來統治，怎會合自然之理？

 

想像一個大學的講堂。一眾學子安靜的坐着，聚精會神地聆聽。老師提出問題：怎麼會有人自認有資格教導別人，指引別人，而其他人又願意聽從指導的？看來是大家都意識到，那樣協調合作，對大家都有助。當然，課堂與政治的情況不全一樣：教授在課堂上，並不指揮你怎樣作事，他只指導你怎樣去思考什麼叫真理。從正面看，如果多數人都能這樣相處，問題不大。也許亞氏認為，在人的群體中，有些東西能使人各安其分，上下互補的。如果真有那樣的事物，我們就更可以相信，人按着自然是群性的。那東西是什麼？他沒有說；似乎有點弔詭：把人攏在一道的，是因為人有不平等；而不平等，正正是所以使人分開的。人能夠合群，是自然的推移，還是盲目的機遇使然？這是個大問題，我們不能在此討論；從整體看，亞氏是樂觀了一點。他的樂觀，是不是盲目的？不必在這裏先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