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道賦予人的，是個不平等的情況。人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稟賦；有人的天分在此，有人的能力在彼。自從人把智力體能畫分高下開始，人就認定了那區別是不平等的。假如我們就此打住，說有些人科學頭腦精密，有些人足球踢得靈巧，然後不再說下去，那倒簡單。就各自從事，也沒有人會要求索取什麼。可亞氏並沒有停在那裏；他認為，有心智的，就是種給指示的資格；有體力的，就是種從命令的條件。主僕位置自然生成。這說法，當好好的審視。怎樣去看這個問題？有什麼考量，可以支持或反駁上述主張？試試轉換焦點，再繞回這個問題。
觀人論事：何謂善、何謂惡
假定有人對你說：勇敢是善，懦弱是惡。先不必討論什麼叫善惡，先設想大家都明白善惡。那麼，你得想想該怎樣看待那問題。誠實的自問：你寧願當勇者，還是當懦夫？相信絕大多數人願作勇者。當然，你可能在不同位置上，先計算。例子多着。你勇敢嗎？可遇上較多困難。誰在戰場上先給敵人射倒？一定不是躲在後方的懦夫。勇敢，可給你招致麻煩；懦弱，也許對你有利。儘管如此，如果再問一遍：你寧選勇氣還是怯懦？答案仍會是一面倒的；也不牽涉到特定文化或社會價值。看來不論什麼文化，都有相近的取捨。勇敢，帶來榮譽；懦弱，負上惡名。毀譽有別，人性使然；這個設想，當屬普遍，與社會文化無關。跑到世上任何角落，你會得到同樣的結論；而且，這與社會先進與否也無關。個別例外，可能會有的；那不會推翻設想，反而適足以證明其普遍性質。
回到智力體力的比較。假設這樣問：使智力放得高於體力，是合是不合？如果是合，你有什麼證據？如果要從這裏找出治人者的條件或資格，你當找什麼？正如我們剛舉過的例子：你到不同的社會，提出「勇敢與懦弱」的問題，會有同一個答案。現在你舉一個平行的例子。你問：智力與體力，何者為先？完全不涉欺壓他人，或剝奪他的權利，或奴役他，只是個簡單的問題：心智的能力與身體的能力，何者較受尊敬、較有威望？相信你會得出同一答案，和上面例子一樣。這也許未能證明什麼，但足以是個很好的指標。
亞氏在這裏所作的，像在反映人類的普遍理解。他像在告訴讀者，你觀察人，看着他們稱道什麼，譴責什麼，也看看那背後的理由。我們觀人論事，品評高低，好像背後都有個判別的準則，知道何謂尊、何謂卑；何謂貴、何謂賤。而這些，都是人性使然；也就是說，是來自自然的。我們先不要誤會，亞氏不是個浪漫色彩的智者，他論事也不帶「溫情主義」的。他從不認為，所有人都能恰當判斷事情。他嘗試要調和的，是兩點：一方面，人人並不都能行使恰當判斷力；另一方面，在很多廣義的理解上，人人都像走往同一方向。大家好像都明白到，崇高是什麼，卑劣是什麼；縱然在個別判斷上，大家並不盡同。
說到這裏，難題來了。你一定會想：縱使上說屬實，我們真箇見到高下之分，確有普遍傾向，等等；但我們就當把這全歸因於自然之道嗎？抑或說，那其實是後天環境使然？不是從小教導我們，人的才智地位較高？不是老師父母都說，勇敢可敬、怯懦可鄙嗎？這些，不都從灌輸來的︑人為訓練的？這是目前我們腦袋在想的問題。其實我們想的，還不只這個。我們有個很強的傾向，盡量不把人的品性歸因於自然；尤其人性中美好的特質——當然也包括不好的——總說成是人為的，是後天培養的。這類說法，跟近世社會政治思潮很有關係。思考這類問題時，我們當看得全面一點；說「人的天性不足論，什麼都是後天習慣養成」這一論點，本身也是人為（文化）灌輸養成。現代人傾向把事功歸於人。我們覺得，國家是人創制的，社會是人建立的；移山填海，靠的是人一雙手；人為的努力，可以改變一切，克服一切。比起今人的自我膨脹，古人是謙厚恭順多了。要研讀古典政治哲學，我們不能把這常亙眼前的自視意識，看作唯一的視界。尼采（F. Nietzsche）會告訴我們說，大家這樣做，是因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視界。可尼采本人，卻從不囿於這自視的視界；從不「受制」於那樣的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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