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全書走雙線並行，兩條敍述主線交相呈現兩名角色：被敍述者或曰由作者創造的人物栩栩的校園經歷，以及作為隱含作者的敍述者「我」與栩栩的書信體對話。前者作為小說話語的開展部分，引伸人物的誕生而人物卻無從反駁。讀者通過開篇發現創作過程的後設布置，栩栩作為人物，注定在沒有前塵往事的背景下走向找尋自身，以及引發她思考身分的小冬的追尋之旅。另一邊廂縷述由祖父、父輩到「我」三代曲折的家史，表面上隱含作者意圖向栩栩解釋她如何由「我」所傾慕的少女如真甚至成長經歷中所遇到女性塑造並轉化成，但同時又寫一家人由鄉間到戰後移居V城，由小型家庭式工業營生的上一代，隨着經濟和娛樂業發展，發展到本土新一代在相對放任的家庭育養下，接受新規教育成長的「我」。讀者從中不難看到殖民地變遷和港人生活的側映，以及一個香港文學作家是怎樣育成的可能想像。
董氏三部龐鉅的自然史的著作，照理應視作整體。董啟章運用想像建構屬於香港我城的本土小說／虛構書寫，浩卷對長篇小說顛覆、質詢和重建，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也可視為尋找求證的標誌，所以，若把書放香港的小說族群或整個所謂大中華的出版來比照，又不完全準確的；其建構的野心、超越性和書寫意識的滂沛，尚需時間和論述的互證，所以不免予人適合學院型專業讀者癖好的印象。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作為第一部，或許姑且轉介一些較易進入的解讀導向，例如，讀者可以視之成長小說以及校園寓言故事的對讀，栩栩的故事可視為董啟章《小冬的校園》的這本半自傳的少年日記的續集，甚至曾經把校園物件物化成人物的《紀念冊》的一次延續。至於「我」的家史若視為作者本人及個人家史的投射，更不難找到蛛絲馬跡。例如「我」的妻子練仙與作者現實中的妻子念欣在國語語音相諧；「我」家所開設的工業董富記這名字，而現實中作者的祖父的確在香港開辦過董富記加工廠，專門生產縫紉機零部件，曾經生意繁盛，隨著工業內地轉移而息微，而他本人也開設過「董富記文字工藝」命名的文藝機構，從事文學教育及出版。有趣的是，若把小說視為個人自我情感的渲染，自我真實與想像世界的呈現，早已遭書序中虛擬的序者「獨裁者」所否決，同時也為小說以魔幻手法處理遊走現實與想像之間而使之界線模糊，作了一次埋身而又抽離的嚴厲批判與思辯。文學是否無用的想像可書寫，真實世界與想像世界是否與精神與實體之間那樣對立而分裂？如何解讀書中發生一次所謂「作者」與「人物」─「我」跟栩栩的相遇，以及書中人與物件、物件與家史的扣連，也構成本書吸引閱讀的弦惑與迷思。
小說「⻆色」翻成漢語「人物」，變成了帶後綴詞的偏正結構，這巧詞指涉人類與物質文明的實體思量。栩栩在虛構的生活環境裏，遇到真的名符其實的人與物結合，物的使用變成人的身體部分：小冬的筆手，校長的吸塵嘴，豔豔的唇膏手指等，這種物件私有的極端形象化的描寫，是否象徵欲望內在化、物化？然而人物又極欲超越限制，反駁角色的位置。天工開物，彷彿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雜感通，所謂家史即是物史，嚴格說不是家族史，因為主角的家庭結構簡單構不成族群。「我」的祖母扭曲人與丈夫奇幻的科技溝通與死亡，標誌上一代對新科技充滿好奇一知半解地發展創作，卻因戰爭失去追求科技和生活進步的機會。V城的百年演變下的董姓家庭如何塑造一個宅在高樓的文字工場想像和創作的人，側映香港這小城不得不由書延伸，展開繁史的可能，而扭曲不但指軀體，還包括歷史──屬於香港的百年扭曲，歷史扭曲，成長扭曲，性別扭曲。董在《地圖集》說虛構是城市的本質，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似乎為這種通過巧飾的想像和創造，對抗過份唯物寫實的自然觀和創作觀，抵禦人性的扭曲和物化的思想提供了暗示。
（本文是「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入選「２００１—２０１５華文長篇小說２０部」入選作品之評介。作者是評審委員，文章原刊於台灣《文訊》３６６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