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源出希臘。準確點說，是源出古代希臘人的俗世心懷。（這倒不是說，他們對諸神懷有不敬，又或者是輕視宗教儀式。一眾神祇的地位，羅馬人還保留下來，只改了名字。他們的牲祭，與我們古代，也有相似的地方。這只是說，哲學家在俗世事務的論述上，不論正反，都很少用「諸神」作護符，來支持自己的論據。制度設計，所重在「人」，不在「天意」。）其他古文明，像印度，像希伯萊，像埃及，無一不是託於宗教；他們看世界，要通過信仰。希臘人了解世界，是通過理性。
當然，能著述遺世的，只能是少數傑出之士。其他人都接受了各類安排，像家庭，像國家，獨希臘人質疑。他們並沒有事事委之於天。這和中國古代尊天的宗教意識，很不一樣。古人以天為大，最高的，都是天上來的，不管天意、天理，還是天子。在「天」面前，人十分卑微。面對天朝天子，個人毫無地位。這又跟希臘相異。希臘人固然明白，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但在集體面前，個人保持了自己的位格與尊嚴。打從一開始，個人與集體所成的對立面，正是政治學者嘗試解決的問題。不明白這一點，政治學上的一眾議題——像國家權力的基礎，法律的來源等，無由解決，也沒有意義。
個人價值，是希臘思想的一個立足點。這就引出了實際和理論的考慮，像什麼叫自由的公民？什麼叫自治的社會？這些理念，形成了希臘城邦的基礎。儘管後來的人批評不少，說他們為了城邦而犧牲個人。我們能持平地看，把各古代文明的實態並排比較，可會發現，在古代希臘，個人的境況，遠勝其他古代社會。如果，個人與集體，是兩個可判別的概念，而集體，又是所有個人一同組成的；那這個「不同」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同」的特點又是什麼？個人的天性與集體的要求起了衝突，怎麼辦？個人會認為，公義是外於集體的嗎？如果會，那集體靠甚麼來維繫？希臘思想，在兩千多年前，已經有那樣的探索。
理性的探索，成了不明言的原則，帶引他們尋求政治組織遇上問題的解決辦法，那是政治思考的一個基礎。另一個刺激思考的源頭，來自比較。古代希臘人見到，他們以東的地區，多半是靜態政治文化的社會，像波斯，像埃及。但他們是動態的，不斷成長，也不斷改變。各類政體更迭，使他們觀察到，政權掌握在一個人手上，或少數人手上，或多數人手上，區別何在。這種更替，給政治探索提供了具體的資料；也使人體會到，每一更替，都有一番掙扎。掙扎有成有敗；成敗原因何在？那又是理論思考的好題材。
公元前四世紀前後，希臘半島上城邦林立，相互交往頻仍，但各自認為屬獨立國。他們很自然會想到，國家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公民是甚麼，有沒有最佳國度等問題。不同的國邦，不只呈現出不同的組成（我們今天會說「憲制」）；更基本的，是各自具有很不一樣的道德性格。每一個別城邦，會因自己的成長背景、法律制度、政治取向等因素，孕育出一套獨特的格調。一種格調，培養出一種風尚，也就是公民習慣。久而久之，就成了每個城邦自身的特色。那特色，給一邦之民帶來了個性，也帶來了自豪。那樣的自豪，人人都意識到。所以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的道德取向，都追求自足，都希望有自治。
政治學和道德哲學
正因如此，政治探索除了要明白政治組織，也要明白組織背後的人，帶有濃厚道德格調的人。如果城邦是個具有倫理色彩的社會，那麼政治學就是一門倫理先行的知識了。亞里士多德探討各城邦的政治制度時，清楚表明：一種政治體制，不光是「職位的安排」，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他探討城邦的政治生活，就不僅是從法律結構著手，更是看它的道德層面。要尋求一種恰當的生活方式，政治和道德就密不可分。政治學要探討整體社會的倫理生命；它得研究甚麼叫「美好的事物」，又怎樣的結構，才能成就這美事。這樣，政治學差不多就是「人學」；起碼，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二而一的東西。就古代哲學家的立場看，政治學和道德哲學不分。不光是道德哲學，政治學的用語，很多就從倫理學、法學、生物學等借過來的。可見古典政治學既是國家理論，同時也是道德理論。
這種立論，和近代政治思想相比照，差異立見。古代人從倫理角度出發，看國家是個道德組成；那國家的每個成員——城邦中的每個公民——都該有一定的德性，具備一定的善，才好配合整體的成長。不論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認為，訓練人民向善的教育，是國家的責任，這是從集體作起點的。近代政治理論的起點，是個人，擁有某種自然權利的個人。國家，是用來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的。所以，國家的功能，不在積極「導人向善」，而在挪開人能夠自發成長的障礙。小國寡民的城邦，公權力常在左右，大家也許不以為意。現代國家，大家都說，公權力最好遠離我，不要干擾我。在古代，他們考慮的，是怎樣配合整體成長時，保持個人的清醒與尊嚴。在近代，我們考慮的，是怎樣自發地培養個別的德與善。
不同的城邦，因着不一樣的背景，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風格不同，因為背後的法律和道德取向不同。那最初的法律和道德教化，是怎樣來的？希臘人相信，給城邦帶來教化的，是古代的立法者；他們都是傳奇人物，立下豐功偉業，受後世尊崇。雅典人推許的梭倫（Solon），就像英國人推崇阿佛烈大帝（首位英格蘭的君王）一般，說那是把美好法律制度賜給國家的立法者。這和我國古代稱頌的上古聖人一樣。孔子所說的「三代之英」，就是給我們制禮作樂、留下典章文物的「聖人」，也就是希臘人說的「立法者」。那跟用神作立法者的希伯萊傳統，大異其趣。（十八世紀以後，歐洲人才開始排斥這類說法，認為那是古代人製造出來的「立法者的神話」。那是後話了。）當時的思想家，很多都把自己看成「當代的立法者」，又用這個角度著書立說。他們問：古代的立法者可以垂斯文而為後世法，我們不也可以這樣做嗎？不少他們的作品，明顯是寫給統治者看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為人國師。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如果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寫來訓練人怎樣得到德善和智善，使人能向上攀升，成為高貴的君子，那他的《政治學》，就是寫來教人怎樣去維繫國家的生存，提升國家處境的作品了。柏拉圖的政治作品，當然也具有同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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