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整個大專學界都會缺席支聯會主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這是27年來的第一次。它不但使支聯會「薪火相傳」的計劃難以為繼，更挫傷香港愛國民主運動。客觀上，受本土主義影響的青年人，起到了中共所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港大、中大的學生代表解釋了他們不參加的原因。事實上，悼念與否、怎樣悼念，這是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沒有所謂「支聯會霸權」的荒謬說法（某學生代表如是說）。青年學生沒有經歷過六四，不覺得與己有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不應該用一種涼薄的態度來對待悼念活動。納粹屠殺猶太人，與我們無關，非我族類，一也；上一代的事，二也；發生在地球另一個角落，三也。但為什麼我們有機會到訪納粹集中營時，都會不自覺地做出某種形式的悼念行動？因為這是人類良知和道德所驅使。青年學生的言行激起社會很多人的批評，不是因為他們本土主義的政治主張，而是因為他們踐踏了這條良知和道德的底線。
本土主義存在兩個嚴重缺陷
本土主義及其激進版（港獨思潮）必欲去中國而後快。先不論其客觀可能性如何，這種思維本身存在兩個嚴重的缺陷：其一，邏輯錯誤；其二，割裂歷史。
第一，邏輯錯誤。
中外歷史表明，把黨國兩者嚴格區分開來，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我們時常批判中共「黨國不分」，把黨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當兩種利益出現矛盾時，往往犧牲國家利益來維護黨的利益。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如果我們因為反對中共的「一黨專政」而「去中國化」，邏輯上也是同樣犯了「黨國不分」的錯誤。可以這樣說：中共從「左」的一面犯「黨國不分」的錯誤，本土主義者則是從「右」的一面犯同樣的錯誤。
那麼面對令人生厭的中共及其「一黨專政」制度，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或許能夠強行令自己在觀念上「去中國化」，卻不能改變我們天天要在中共身影下生活的現實。所以，與其「偏安一隅」，倒不如「逐鹿中原」：以我們迄今尚有的制度優勢，向中共怒哮：「這是我的祖國，我要使她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多人權、更多法治！」
第二，割裂歷史。
本土主義者（包括港獨）思維另一個缺陷是它嚴重割裂歷史。
割裂歷史之一，是它看不到今天本土主義的興起，本身就是香港同中共政治互動的結果。民族學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形成必須具備一種共同的、集體的歷史記憶。這種共同記憶，既是一個族群同其他族群的區別，也是這個族群內部的黏合劑。沒有這種共同的歷史記憶，是很難形成民族意識的。
杯葛六四 否定自己存在的由來
那麼，什麼是香港本土主義的共同記憶？筆者認為，過去近70年間，香港人有3次重大的集體歷史記憶，使我們慢慢形成「香港人」這一個「族群」。這3次事件是：
一、1967年的左派暴動。它第一次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初步有了「以香港為家」的觀念，改變過去香港只是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這種漂泊性。所謂「獅子山精神」就是這種集體記憶。今天本土主義者的父輩甚或祖父輩，就是在這次事件中首次凝聚起「香港人」的觀念。
二、1989年的六四事件。當年風雨中百萬人示威的悲壯場面，以及往後20多年鍥而不捨的點點燭光，使香港人從過去英國殖民地時期比較安穩的政治環境中猛然覺醒到自身雖不在大陸卻仍然深受中共「一黨專政」的影響，從而自覺地站出來捍衛我們的制度。
筆者相信，今天本土主義的倡議者和和議者，在他們人生的啟蒙過程中，六四必然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當他（她）們還在襁褓之中，也許其父母已經攜帶他（她）們參加每年的六四遊行或燭光晚會。他（她）們今天之所以敢於挑起社會擔子，同當年父母在他（她）們身上播下的民主種子很有關係。所以，本土主義者不但不應該杯葛維園的悼念活動，更應該視之為自己政治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給予支持。
三、2014年的雨傘運動。它使自從2010年以來逐漸成形的本土主義得到迅猛的發展，使本土主義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1967年事件是本土主義的播種；1989年事件是它萌芽、孕育與成長；2014年事件是結果。這3次集體記憶，成就了今天的本土主義。所以如果本土主義者杯葛六四悼念活動，則他們不但忘本，而且是否定自己存在的由來。
割裂歷史之二，是他們看不到什麼才是香港真正重要的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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