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策討論效率欠奉
有人說：「如果你不住在香港，而有看香港傳媒報道的話，會覺得香港快要塌了；但如果你住在香港，又不看報紙或其他傳媒的話，你會覺得什麼事都沒有，像天堂一樣。」雖是笑言，但張仁良教授認為這句話自有其準確之處。對於香港的競爭力，張仁良表示，與鄰近城市相比較（例如香港最大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他對整體發展較為擔憂。「從1997年到現在，香港的整體競爭力是有所倒退的。有些經濟政策需要其他方面的政策扶持，但政策的發展由於種種原因放緩了，政策的落實也就沒有競爭對手那麼有效。」如今，香港的政策討論相當沒效率，民生和經濟的政策存在不少爭拗，為推行帶來諸多阻滯。「當然，在民主的社會，政策是需要通過多番討論、辯論的，但現在有些討論及辯論是很重複、反覆的。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只會拖累香港整體的發展步伐。」張仁良教授認為，接下來的發展需要找到一個平衡，讓大家能達成一個共識。「我認為香港的管治素質正呈現下滑趨勢。」他補充道。
「但我又不覺得香港的整體經濟狀況差，」張仁良話鋒一轉，「新加坡多羡慕香港的經濟。因為我們鄰近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一國兩制』下，我們很多經濟的政策是逐漸配合中國整體的經濟政策的。」在他看來，回歸至今17年，大陸經濟增長為香港帶來許多正面影響。而近一、兩年大陸經濟增長放緩，香港經濟步伐也就相對減慢。
對於有人質疑這所謂的「正面因素」，張仁良教授則認為是心態沒有及時調整過來。「在1997年以前，尤其是七、八十年代，香港對於內地經濟的有非常大的貢獻。那時第一批外商進駐內地，中國最大的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國直接投資）來自香港，這是事實。」而現在因為中國經濟迅速增長，香港經濟的影響相對也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從以前的優越感到今天的自卑感，很多香港人的心理沒能及時調整過來。要如何去調節這種意識形態，需要好好的思考。」張教授舉出更具體的例子：「有一部分香港人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十幾年前很多香港人去深圳買東西，那時我們是『蝗人』，內地人並沒有罵我們。現在他們過來買東西，一些香港人卻對他們表現出如此反感的態度。風水輪流轉，『被人蝗』你就不開心，我覺得這種『輸打贏要』的心態是很滑稽的。」
香港並非完全沒有經濟價值
作為金融財務專家，張仁良教授表示，面對競爭，香港的經濟價值及商機仍是很多的。從以往的壟斷（獨攬）生意，即國內還沒有股票市場開始，到出現股票及股票市場的成長階段，香港已毫無爭議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國內仍處在不斷發展的階段。
「例如上海自由貿易區，很多人擔憂會威脅到香港的地位，我卻認為這可以是一種良性競爭。國內才剛起步，不是那麼快就可以追上香港，尤其是在基礎設施、法制環境、軟件配套及監管架構上，內地與香港還是有一定距離的。所以香港千萬不要自亂陣腳。」他認為，在中國這些城市接下來發展的過程中，香港如何在保持其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上，去突顯和發展香港的強項，成為不僅僅是區域內，而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才是重中之重。「怎樣去借助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濟動力，去突顯香港的經濟實力，應當成為目前的主要想法。香港的經濟價值在於去促進國內企業的變革，從以前的透過香港進行融資，轉型至透過香港成為真正跨國企業，並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平台繼續擴展他們的業務。所以香港應該在融資（不僅僅是股票集資）這個基礎功能方面，做好其他的配套服務，這很重要。」
談到好的配套服務，張教授指出人才的重要性。「經濟發展的關鍵就是我常說的兩才（財），即人才和錢財。好的平台自然會吸引人才，錢財也會隨着人才而來。但目前整個民粹社會是『趕客』的，這裏面當然有其政治目的。不只是香港，在很多其他地方都有類似的本土民粹情緒出現。然而香港作為一個地域很小的、開放式的國際城市，是負擔不起這樣的民粹的。我們沒有足夠的自然資源，是靠服務行業吃飯的，如果不善用服務中心這個功能，那情況將變得糟糕。」張教授急促的語氣表現出他的擔憂。關於這個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法，張教授提出，在分析及解決問題時，不能只看現有的解決辦法，而是望得更遠。「短期內大家會在一定程度上吃虧，但長期而言大家都會獲益。我希望解決辦法不是『（短期）一定要怎麼樣』，因為政治是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任何解決辦法都應該考慮中、長期的影響。我希望香港社會有這樣的智慧，一起找出中、長期而言較為可行的辦法，令社會更趨和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