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匆匆，古人所謂白駒過隙也。文化革命發生迄今忽忽竟然已經五十年了。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五十年，在其發生地官方極為低調處理，只在紀念日的晚上由官媒重申三十五年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會決議的說法，對於社會上關於文革的討論尤其是否定性的討論則嚴加控制。盡管對文革的否定與那個決議的精神是一致的。反而對文革肯定的活動較為當局所默許。
很明顯內地所以出現這種說來有些矛盾的現象，源於第五代領導關於不講黨的失誤這一被稱為七不講的指令。其他的指令與本文無關，姑且勿論。只就此一不講而論既不合理也與以前的實際做法大有出入。一個政黨尤其是手握十多億人口大國執政權，操這麼多人生殺予奪大權的政黨，只以成功的光芒誇耀，失敗的，做錯的，甚至死人無數的禍孽就以一紙禁令，不許人們談論，不管什麼人也會認為並不合理。映射至社會與個人，在道德建構層面會是什麼樣的影響呢？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從來不穩諱它曾經犯的錯誤。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對紅色中國貢獻最大的核心一直都談論黨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
不談毛澤東的錯誤
或者不講黨歷史上的失誤這一禁令的主旨是不談毛澤東的錯誤，以免黨站不住腳。如果是那樣的話，這一禁令倒使人想起七、八十年代之交那場已作定論的凡是派和實踐派的鬥爭了。我贊成實踐派的看法，對任何人應該是其是，非其非。不應該為了圖騰而作特別處理。
鄧小平在文革廢墟上中國一片荒蕪的情況下，徹底否定文革，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澤東。客觀地看，文革剛結束時，紅色政權可能是處於最嚴重的危機時刻，當年人們公開承認有所謂三信（信心、信仰與信任）危機。鄧小平不禁止人們談論失誤，反而使執政黨走出窘境。今天聲稱有理論、道路與制度三大自信的時侯反而對反思文革與毛的過錯抱持避忌的態度，實在令人費解。
三十多年前對文革的反思，為中國開了新局。今天的中國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文革的影響仍隱約可見。尤其在思想層面，很多人說在中國文化革命其實沒有遠去，不說嘹亮的紅歌；不說諸如野心家陰謀家一類的文革話語，很多人的思維方式其實和文革有似曾相似的類同。這就是說文革的負面影響其實還在困擾中國社會。
三十五年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那個主要是否定文革《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距離文革只有很短的幾年，决議毫無疑問是政治性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使當年實行的政策與制度得以順運作。須知，中國當年還實行計劃經濟制度。距離90年代初鄧南巡轉軌市場經濟尚遠。决議對文革的總結不免有當年制度下思維方式的烙印。因此盡管那個決議對中國告別文革，走上改革開放和與世界接軌之路帶來積極的影響。但是歷史是發展的，當時並沒有也不可能對文化革命的歷史影響作出合乎今天現實要求的總結。後來中國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建立並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道種制度下，文化革命的流風餘韻，尤其是其思想意識帶來了什麼影響呢？首先是這種影響肯定與對計劃經濟制度的影響大為不同的。
中國經濟轉型
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現實之下，文革的影響包括內容和形式其實已與三十五年前大異其趣了。在經濟層面看，文革的影響已徹底消除，從禍福相倚伏的角度看，文革甚至有其客觀歷史作用，因為它阻滯了當年中國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善。在計劃經濟入深退難的認識下，文革對中國後來的經濟體系轉型是正面的。這一分析可參閱僕撰《禍兮福之所倚：重估文化革命的客觀歷史作用》。反而文革帶來的道德崩潰嚴重困擾轉型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社會。它嚴重阻礙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包括建基於誠信的交易制度和主體平等的法治國家建設。從表層看，中國人的充滿文革流弊的行為模式在國內帶來了社會紛爭；在國外嚴重影響中國人在世界的形象，在相當程度上為中國的外交工作加添了負面因素。這些東西很多都可以從文革乃至毛澤東極左路線中找到源頭。概括地說就是文革打開了潘朵拉之盒，釋放了人性惡的妖魔。
本來中國在經濟轉型，我這裏說的是今天語境下的轉型，即由出口轉為內需帶動的經濟升級的艱難而關鍵時刻，中國本來極應該通過五十年祭徹底反思文革，肅清文革流毒對實行著市塲經濟制度的中國社會所繼續存在的困擾，為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增添動力。非常可惜的是在不許講的禁令下，反思無從說起，回潮則聲勢浩大。文革的代表性符號，文革的言語系統在官方曖昧政策下，似有讓社會重溫和普及的趨勢。一些惡名昭著的文革遺孽，一時竟成膜拜對象。這樣文革的流毒勢必繼續困擾中國社會。在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向前突破，人類能力極大增長的年代，以仇恨為底色，以鬥爭專政和鎮壓為基調的文革流風，實在令人擔憂。中國應該引入以愛即人類之間的愛為主的倫理道德，中國才會有令人安心的發展。什麼時候徹底反思文革，肅清其流毒，中國才算真正之上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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