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上世紀60年代中期，香港的家庭和學校一般都不鼓勵青少年花時間於課外活動。大多數家長和師長都認為「勤有功，戲無益」。
但我比較幸運，得以入讀非常重視課外活動的拔萃男書院，而父母也沒有限制我在這方面的參與。從拔萃到港大，我一直都是課外活動的積極份子。任職教師時，我不但鼓勵和協助學生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還經常加入他們的行列。
香港連續在1966和1967兩年發生暴動之後，政府意識到，讓青少年有過剩的精力是危險的，必須加以疏導，於是開始通過市政局和一些志願團體，為他們組織各種閒暇活動，並鼓勵學校推廣課外活動。這時，人們只看到課外活動的消極作用，沒有注意到它的積極意義。
在拔萃任教時，受到兩位長輩的影響，注意到課外活動的教育作用，於是興起了研究這個課題的意念。這兩位長輩一位是拔萃校長 James Lowcock，另一位是鄰校伊利沙伯中學校長 Arthur Hinton。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重視課外活動、作風民主開放、態度平易近人，所以深受學生愛戴。他們都是校長之中的表表者。就課外活動而言，Jimmy 的演講和 Arthur 的文章都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既然唸碩士時以課外活動為研究課題，任教教育學院時想到開設這個科目，應是自然不過的事。這樣，我便先後在港大和中大的教育學院開設了這個科目。它在港大和中大都深受學生歡迎，但因為在港大開辦的日子比較短，時機也未算成熟，所以效果並不顯著。顯著的效果要到80年代，我入職中大之後才出現。這跟香港當時的政治氣氛不無關係。
麥理浩是第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港督，之前的都來自政務官系統。從他的背景和施政看，他的任命跟香港回歸有密切關係。我相信：他首要的任務是處理兩次暴動背後的問題、消除港人的過客心態和引導他們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使他們視香港為家園，進而以「香港人」自居。其次是在取得成就後，伺機向北京提出處理「97問題」的方案。他的背景、任務和思維決定了他的施政方針以及社會和教育政策。
以下是麥理浩在促進香港的文康體發展上所做的幾件大事：1972年，體協及奧委會聯合主辦國際會議，討論香港康樂體育活動的發展；1974年，教育司署設康樂體育事務組；1977年，政府成立音樂事務統籌處；1980年，上述康體組及音統處納入布政司署，由負責康樂文化組的專員領導；1981年，康樂文化組升格為康樂文化署，下設音統處、康體處和表演藝術組。
順帶一提，他上任不久，便約見司徒華了。這是1971年的事，是司徒華自己告訴我的，那時「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尚未發生。次年，明原堂一位宿生走來告訴我，說收到麥理浩的邀請，與幾位港大同學一起跟他共晉午膳，並問我知否背後的理由。我怎會知道？但可以猜到多少。
（封面圖片：Wikicomm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