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局限及其影響

可以說西方先進國家在現代社會的成功發展，肇端於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國大革命。記得少時自學日語時，有篇課文說，法國大革命以血和火提出的這些口號卻首先在海峽對面的英倫首先紮下根被實行了。

 

 

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當然不是湧向巴士底獄的平民突然生自胸臆呼喚出來的，它是啟蒙先賢根據對人性的深入探究歸納而成的學說。這種學說通過革命的，改良的，冷的，熱的方式進行廣泛的傳播或者用一個有些不敬的辭叫洗腦而普遍為西方乃至越來越多的社會所接納，並成為這些社會的行為准則，明顯有誘導人心向善的功能，對減少社會衝突，建構和諧社會比之提倡鬥爭專政鎮壓是更為優越的思想意識。關於人性是生而本善還是生而本惡，本來是公說婆說皆有理，永遠不會有結論的命題。人們看到的是人性中既有天使般的善；也有魔鬼般的惡。關鍵是社會到底應該激勵人性之善，使人人向善；還是放任乃至激發人性之惡，使社會經常處於混沌不穩定的狀態呢？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形成的文化圈，民族與國家，只有倡導與激勵人性之善的意識所外化的制度才能長久延續。或者更周全地說，以教化誘導社會成員向善，以制度防止和懲戒人們作惡。以中國的歷史而論先秦有百家爭嗚，法家是倡導以暴力，以鎮壓，以陰謀為手段的國家理論。完全忽視教化的功能，因為其所主張的國家行為，有但達目的不問手段，從而與誘使人心向善的教化相牾桎的狂妄。法家學說在秦滅六國或者說與六國競爭中，通過耕戰政策取得成功，但留下虎狼之國，不講仁義的惡名。完成統一後，秦的法家路線為自己埋下覆亡的伏筆。不講仁義發展到焚書坑儒，結果二世而亡，為天下笑。後來的帝王吸收秦人的教訓，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要澄清世道人心，激勵人心中的善因。設使沒有漢武的睿智，使孔學與國咸休，同天並老，中國的2000多年的王朝歷史是不可想像的。至少易姓革命的朝代遞換將以倍數增加。

 

本欄曾多次為文分析自由平等博愛在以腦力開發為主軸的現代社會，對於促進創新的無可替代的功能。實際上這些理念激發了人性的善因，首先是精英階層的善因。很明顯在傳統社會，壟斷統治權的精英比如中國的帝皇朝廷，倡導激發人心善因的學說，只是為了自己統治的穩固，但他們畢竟佔盡天下之人的便宜，他們極奢盡欲的生活建基於天定等級的胡謅，難以永遠令人信服。平等的觀念脫去帝皇統治集團的新衣舊衣，就政治權力歸屬而言，平等暗含的民主意識使精英處於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定期競爭的結果自有其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而且不須動刀動槍，大為減少社會成本；自由更加是人類亙古以來每個成員的理想，自由與奴隸所有人的選擇不問而知結果；博愛即使按照中國聖賢的看法也是早己深植於人心深處的善因，將它激發出來對需要更多合作的現代社會無疑是重大的社會資本。

 

影響現代社會發展進程的，曾經與自由平等博愛並峙，且誓言埋葬它的共產主義理論則建基於怨懟即被壓迫被剝削。表明要以鬥爭為手段，達至專政目的，在建立專政體系後實行嚴勵的鎮壓。毫無疑問在怨懟激勵之下，以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肆無忌憚確實對奪取政權有一杆見影的神效。只是這種以誘發人心惡因而建立的政權永遠處於一種嚴重內部衝突的不穩定性之中。加上經濟制度的低效為生活其中的人帶來嚴重的禍害。

 

 

中國作為現代社會一員是一個後來者。中國和其他民族國家一樣，在跨入現代社會門檻時，曾發生影響遍及整個社會的思想轉變運動，因為運動有啟蒙的性質，這裏我們姑稱之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在上世紀，這種性質的運動出現了兩次。但是因為國情與主導者的器識，中國的兩次啟蒙運動都存在嚴重局限，未竟全功。現代社會的重要元素未在中國成為現實的組成部分。中國實在需要有新的啟蒙。本着這樣的信念，本文探究中國過去的那兩次啟蒙運動，即以五四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與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總結它們對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影響及其局限。

 

發生於1919年的以五四運動為標識而載於中國現代史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中國進入現代門檻的一場思想轉變運動。這場運動因為其中的主題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它改變了中國延綿千年的語文分離的格局，因此後來被它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的胡適之博士稱為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白話文運動對於中國告別傳統，進入現代無疑起了推動作用。胡博士應該主要是從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上將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上得出上面的表述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是一次以現代的思想取代傳統的思想運動。

 

 

新文化運動後來被簡化為追尋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的運動。這可能是一種並不合適的，對五四運動意涵的簡化。但是，因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原因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說法，佔據了中國人尤其是大陸中國人對五四運動理解的中心位置。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只好以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引入中國來評判五四運動。

 

與自由平等博愛相比，德先生與賽先生作為當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口號，器識明顯斯風下矣。前者有反封建的意涵，但主要是從人性的層次揭示人類建立新型社會的理想，並在後來與技術進步相結合把這種理想變為現實。德先生和賽先生則明顯不同，它完全是針對當年中國現實的（其實當年中國國會由普選產生，總統由國會選出，若論民主過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多矣。）因此這一口號所蘊涵的理念根本沒有象啟蒙理念般為中國走上正確的現代社會道路奠下堅實的基礎。民主和科學不屬於人性層面的觀念。民主尤其成功的民主作為一種制度是自由平等博愛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尤其是精英共識時水到渠成的結果，沒有前者民主根本不可欲，不可求；科學則是任何現代社會思想包括以鬥爭，專政與鎮壓為主軸的錯誤思想可以接受的。這樣民主與科學並沒有能象自由平等博愛那樣，抵禦後來傳入的，以怨懟和仇恨為號召的思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協助了這種思潮在中國紮根，成長和勝利。實際上，作為五四運動倡導自由主義最力的健將胡適先生，當年訪蘇時也發表過表揚與贊同計劃經濟的言論。這也體現五四領導者對現代社會的理解並不中肯，也對五四運動最後情歸何處？思泰半矣。對五四運動的論說有一種頗為流行的除腔，說是救亡後來壓倒了啓蒙，我只能說，啓蒙根本沒有正確進行，所以才會被其他什麼壓倒。

 

筆者不是研究五四運動的專家，也知道五四的旗手們當年不一定是要如啟蒙先賢們那樣，一勞永逸地為中國開闢一條通向未來的正確道路，而真的只是針對北洋政府的一次抗議活動。因此這裏的評論只針對五四運動被歸納為民主與科學的運動。從這個意義上看五四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並沒有現行歷史敍事中所說的那麼正面。五四那些人物頭上的光圈其實受之有愧。他們比較啟蒙先賢的器識和睿智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說得不客氣一點，五四是中國走上鬥爭專政路線的濫觴，還是中共黨史修撰者更具慧眠說出實情：五四為這個列寧黨的建立「準備了幹部」。

 

 

反而發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為中國帶來的正面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這與五四的被名不符實的神聖化形成極為顯明的對照。

 

承五四運動之餘緒，中國走上鬥爭專政和鎮壓之路，並實行低效的經濟制度（名為計劃經濟，實際上中國農村當年根本是連傳統的小農經濟都不如人民公社經濟，哪裏夠得上計劃經濟的資格。）循着這條道路的內地邏輯，以文化革命為其高峰與終點。那時「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由此上溯，當年餓殍遍地造成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飢荒，經濟還能算不崩潰嗎？因此在文革發動者壽元終了之後，鄧小平為中國的航船徹底改變了航向。

 

隨着這種變化，中國出現思想解放運動。這是一場徹底的社會思想轉變運動。首先是清算在政治上己被否定的文化革命，然後是把人們從過去的計劃經濟的思維中逐步解放出來，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高潮是與世界接軌的口號。對文革的否定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實行30多年年的嚴勵的鬥爭專政和鎮壓。其中包括宣佈國家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取消作為歧視依據的階級成分劃分，以及為類似賤民制度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摘掉帽子。所有這些都有向自由平等間接接軌的取向。明顯是通向現代社會正確發展的路向。

 

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為後來中國的歷史性進步尤其是經濟起飛準備了條件。其後來的發展與五四運動正好是相反的方向。從功利看，五四的民主口號一百年後不但沒有在中國取得進展，反而倒退甚至消失了；至於科學，也只是處於一種跟隨性的研究狀態，甚少獨創性的突破。科學人才的孵化能力甚至處於後退之中，被錢學森反復詰問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兩院院士超過八成由歐美院校培養出來。就是說五四提出的口號根本沒有實現。這自然令人覺得五四領導者根本沒有認清前路。反而思想解放運動帶來的成果，幾乎所有中國人始料不及。

 

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大缺陷和五四一樣就是沒有讓自由平等博愛在中國生下根。這為今天的中國社會帶來莫大困擾。從食品安全到官員巧取豪奪；從社會道德淪喪到貧富嚴重分化，都是思想解放運動被框定在政治制度範圍以外而沒有實現真正啟蒙的後果。

 

看來中國要步入現代社會正確的發展道路，需要第三次的思想轉變社會運動。目標就是讓啓蒙運動的觀念，也就是在現代生產能力條件下，足以激勵人性善因的觀念植入中國人心中。

 

其實在中國傳統社會居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本來就是當時生產能力制約下，激發人性之善以成就穩定社會的思想體系。只是它己不適用於現代社會。但它與啟蒙觀念不是絕對衝突的。最少沒有如鬥爭專政與鎮壓那種學說般與啟蒙思想之水火不相容。如果讓啓蒙思想在中國紮根，必然出現啓蒙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或者說前者對後者的改造，造成如日本、韓國乃至港臺的成功社會。希望中國人尤其是其精英能意識到要把中國引上正途，這種轉變是必須的。不要再茲茲於過去30年特殊時期的經濟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