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關於「善」的思想,根植於各自的文化傳統、哲學體系和宗教信仰中,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的「善」思想經歷了從知識的善、理念的善到心物兼備的善的演變,而東方則是強調以利益萬物、利益萬民為核心。
西方善思想的多元路徑
西方世界的「善」思想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3位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分別代表了3種不同的路徑:
知識的善:西方世界對於「善」的探討,始於蘇格拉底(Socrates)。他將善的追求視為美德。蘇格拉底主張,沒有知識就沒有德性,善的行為有賴於正確的知識。他認為,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將惡視為善,因此,有正確的認知才會有善的美德。美德,就是至善,源於知識。知識,是通向至善與美德的路徑。而無知則是產生罪惡的根源。
對於蘇格拉底來說,知識是正確認知一切事務的目標,了解事物的好處,人便能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益處,從而積極地追求,實現願望、利益與幸福。蘇格拉底認為至善是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雖然人類追求感官的快樂,但作為理性的存在,應追求存在一切萬物之中的理性,亦即至高的善。
總結來說,蘇格拉底認為善即是理性,蘇格拉底認為人都有理性的能力,人類的理性能力是與動物的區別,理性代表幸福與智慧。符合理性的生活,即是真理,是至高的善。
理念的善: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Plato)認為,至善是追求真理。他所提出的“Summon Bonum”就是「至高的善」,而善就是理型(Ideal)。柏拉圖認為,一切萬物的背後都有長存不滅的理型,我們所見的一切可見、可視、可運用的萬物都是理型的具體表現,它們都是生滅不已的。換句話說,這與近代胡塞爾所主張的,世界只有一個完美的三角形的概念,一切有形的三角形物體都不完美,只有三角形的概念本身是完美的、不朽的。
柏拉圖的理論認為,至善是萬物最高的理型,也是一切道德的最終依據。理想的城邦應該建構在至善的理念之上,才能實現全民的幸福夠。在柏拉圖的著作《理想國》中,統治者一定是哲學家,城邦必須由認知至善之道的哲學家來統治,這就是著名的「哲學家皇帝」。柏拉圖的思想與中國的「內聖外王」的理念有相同的旨趣。
心物兼備的善:柏拉圖繼承蘇格拉底的理性之論述,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是修正了柏拉圖的觀點,他認為純粹的理型不可知,蘋果的概念離不開蘋果。這與佛教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相似,即概念(空)是無形無色、無相無味的,但我們需要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事物來理解和把握概念。
亞理士多德把純粹唯心至善──理型、概念,拉回到現實世界,認為善的實現需要在世間體現,世間把握。他將這種至善應用於商業,認為商業的至善是追求幸福。但這種幸福不是一味地追逐金錢,而是通過追求哲學與審思,謹守道德生活、建立愛的關係,並且投身公共事務,才是生命的至高幸福。
東方善的思想:利益萬民萬物
在中國文化中,善的概念是以利益萬民,利益萬物為核心。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這表明上善如水一樣,能夠利益萬民,利益萬物。對於惡不是打擊,而是教化。因此,中國文化的善不是惡的對立,不是消滅惡,而是在於如何能夠涵融惡、轉化惡和教化惡,找到合理、合情、教化的融合之道。這與西方的真理不同,西方的真理常常貶抑非真理而引發衝突。
相對於西方追尋至高真理的理念,中國認為善高於任何絕對的真理。最高的秩序自於一切關係的互利、圓滿、和諧。在中國文化中,善不僅是動機,也是方法和結果。善的基本追求及動機是能夠利益萬民,而不是追尋純粹的真理。
孔子言:「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矣。」至道即是真理,學是指實踐之意。真理要實踐才知其善。意味着,善比真還更為重要。真理,還要善。真理不是拿一個標準去壓制別人,真理必須嘉惠他人才是善。所以《孟子‧盡心下》中也提到:「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這意味着民之所欲就是善,每個人都得到想要的,即為充實,就是美。這是現實生活的圓滿幸福之道。中國的善不反對物質,反而認為物質的充實是善的根本,而仁德的教化是生命圓滿之路。
荀子也提出:「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這是禮的根本,即滿足百姓所欲求的,給百姓所需要的就是善。但同時強調要有節有度,依靠教化的力量來實現。
在《禮記‧大學》中,大學之道強調「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道是體認實踐正道之外,同時還要嘉惠萬民,珍惜萬物。
孔子的善也是以利益萬民為理想,在《論語‧雍也》中,孔子認為聖者是博施濟眾於民,而不只是認識真理的人。
總之,中國的善是共用、是均富,是雨露均沾,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是為至善。善是動機,是方法,也是結果。動機的善,方法的善,與結果的善,三者具足才是善的意義。善的基本追求及動機是能夠利益萬民,而不是追尋純粹的真理,這是中國善的根本。「善」就是利他,而善必須具備動機的善,方法的善,才會有結果的善。
〈善經濟:利他、和合、共善〉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