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喜歡山，一直與山有緣，不是住在山上，就住在山邊。山居歲月，帶給我自由自在的童年，也讓我愛上漫步山間，在荒野遊逛……從小到大，行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未能出外旅遊；行山，走進大自然的懷抱，更是不可或缺。
香港總面積1100平方公里，山嶺比平地要多。沒有了山，便成不了香港。
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這個疑問，小小的腦袋也曾冒起，記憶中，曾問過爸爸，但得不到答案。可是，我不懂得繼續追尋下去。
地質學家對石深感興趣，也許，他們最關注的，是石頭的背後──這個地球的故事。
我不懂地質學，卻喜歡石，也迷戀「石頭」。任教中學時，最愛跟着學校的地理老師到處去，東平洲、蒲台島……作野外考察。
前幾年，因緣際會，認識了陳龍生教授，他是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校長，也是地質學家，曾任教於港大的地球科學系，長達20多年之久。
其後，無意中買到了《香港地質瑰寶》（2014），簡直喜出望外。封面是畫家江啟明的水彩畫〈火山岩柱〉，極具生命力和感染力。陳龍生以淺白扼要的文字，介紹很多香港獨特的地質結構，深入淺出地解說地質的成因和構造，書中還有不少考察時拍攝的圖片，最難得的，是他的速寫手記、親筆繪圖。他希望透過多年考察的記錄，藉此教育大眾，認識香港地質的特性。作者編寫此書的心願，就是「百年之後，我們的後代仍能看見與今時今日一模一樣的地質景觀。」
捧着厚厚的一大本書，我一頁一頁翻閱下去，沉醉在香港的地質景觀中，恨不得即時揹上行囊，跑到不同的地域去。東平洲、印洲塘、赤洲、火石洲、橋咀洲、橫瀾島、蒲台島……欣賞不同的地質風貌、山水清音，也可觀雲影、看飛鳥、聽風聲……
7月初，側聞陳教授將於8月底離職，專訪他的念頭，於此際開始浮出來。
可是，他實在很忙……訪問被安排在7月的最後一天。當日，附屬學院的同事，為歡送他而舉辦Boat Trip。如此這般，訪談就在東龍洲、蒲台島，以及渡船上進行，可謂別開生面。
走在路上、山頭、岸邊，坐在船上，以至吃午餐之際……陳教授從當年說到今天，滔滔不絕地，談了好幾個小時。
與山結緣在童年
陳龍生自言，「小時候住在慈雲山屋邨，從小就喜歡往山上跑……」望着高高的山，念小六時，他已經懂得追問「山是怎樣形成的呢？」身邊的大人也答不出所以然，他得不到答案，就自行找書閱讀，才知道有些山的形成，是由於火山的作用，也有些山，則是由大地的折曲而成。
書，成了他最好的朋友。1968年，升上九龍華仁書院，放學後，他總愛跑到學校附近，窩打老道的市政局圖書館，借閱有關地質的書籍。他還記得，其中有一本叫《普通地質學》，是英譯本，他看得津津有味，後來才發現，此書乃外國大學地質學的主修科用書。
其中有一類書，對他特別吸引，就是有關大陸板塊漂移的書。地球大陸就好像一個拼圖，他很想知道，「究竟這麼大的板塊怎樣漂移的呢？哪來這麼大的動力？」就在中二這年，帶着一籃子的疑問，他下定決心，將來一定要成為地質學家，幾乎連研究題目也擬好，那就是「古地磁和大陸漂移」。
中四時，有一天，他放學後，走到奶路臣街一所舊書店打書釘，翻到一本1963年出版的舊書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graphy，作者Francis John Monkhouse，近600多頁的巨著，標價33元。他雖然愛不釋手，但身上沒錢，只得無奈放下。
為了儲錢買書，陳龍生每天花個多小時，從慈雲山步行回華仁上課，把車錢儲起來；午餐也就草草了事，花5毛錢吃碗麵便算，盡量省錢。「我實在很『發燒』，隔天便會跑到書局，看看這本書是否還在，擔心有人跟我爭奪。回想起來，那個年代，香港怎會有其他人對這本書感興趣？」努力一番後，他儲的錢仍不足，結果，還要從哥哥的錢罌中，偷偷取出7元，才可以將這本「天書」買回來。
當時，他如獲至寶，不知看了多少遍。遇上不懂的概念，也沒有人可以請教，唯有生吞活剝，死記硬背……其實，此書是大學研究院用書，他已更上一層樓，自動跳班了。
在華仁時代，同班同學特立獨行、各有性格，他分享了一件逸事。話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在舊式茶樓天花板上，茶客可掛上自己的鳥籠，「我們幾個同學，也想在班房中掛上鳥籠養雀，由於買不起彩雀，於是買回一隻鵪鶉，改名『本雀』，並嘗試將牠改造，先教牠學習飛行，成功後，又教牠習泳，幾乎將牠浸死，施以心肺復甦法急救，居然起死回生……」幾番折騰後，鵪鶉終於一命嗚呼。不過，他們卻為本雀辦了場喪事，瞻仰遺容後，將牠製成標本，同學雷武鐸文釆斐然，還撰寫了一篇〈本雀出生誌〉。
「為表哀悼，我們舉行了一個儀式，將鵪鶉標本與悼文，同埋於校園一角。我還記得埋在什麼地方，如果發掘出來，那就成為Time Capsule（時間囊），呈現了那個年代的歷史。」
率性而為求理想
1974年，陳龍生考進中文大學，順理成章地選讀地理系，因為系內有一半科目與地質學相關，而他亦可跨學院修讀物理、化學等科目，為地質研究打好科學基礎。他說：「研究天氣、地震、地球磁場，甚至岩石或山泥傾瀉等專題，全需要物理、化學和數學的基礎。」
然而，地理始終不是地質。當時的老師譚世榮博士，一再鼓勵他出國進修地質學。「我受譚博士指導不少，可能是他在中大唯一成功培育的地質學家。」可惜這位老師因腦癌英年早逝，對於恩師，陳龍生一直銘記於心。
完成中大崇基學院的學士學位後，他便到了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繼續進修，正式展開了探討地質科學之旅。
「以前讀地理，只有一兩堂教授石頭，但進入加州大學後，僅是岩石學，已有4、5科之多。忽然間，眼界拓寬了很多。」海闊天空，任他遨翔，談及往事，雖事隔40多年，然興奮之情，仍溢於言表。
「到外國留學，雖然有獎學金，但也感到吃力……」初到美國，他身上只有父親給他的1000元美金，為了賺取生活費，他只好四出找尋兼職。
「我不惜破釜沉舟，將1000元美金寄回給爸爸。然後四出叩門，拚命找工作。」皇天不負有心人，他找到了繪圖的工作，得以維持生計。「我自小喜歡繪畫，功力不錯。」他還出示了當年為同學、朋友設計的Wedding Card、描繪的圖畫，看來蠻有創意！
陳龍生的目標很專一，「那些年，最好的出路是打政府工，或進入商界，至少也當個中學老師。當人人都朝着同一方向走，而我卻選擇了向横走，甚至往相反方向走，有時，我也曾懷疑過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慶幸最後沒有動搖。」他最大的信心危機，就是走進研究院的時候，「我確實有點徬徨，作為外國留學生，未必可以繼續在當地居留及工作，而自己所學的，香港卻沒有這項專業，回香港謀教席，相信會比較困難。」
「我最感與趣的研究專題，一直也是大陸漂移。」念研究院之初，陳龍生希望返回中國大陸研究中國的板塊構造，作為論文的題目。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初，板塊理論仍是個很新的題目。
1980年，他以美國大學研究生的身份，到中國交流。那時，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學術氣氛仍比較保守。據他描述，當時很多學派的理論，仍然不能擺脫意識形態及政治的桎梏。「在文章第一段，必須說自己的發現如何符合唯物辯證法，如何符合社會主義的思維，否則文章難以在地質學報發表。」
此外，最令他困擾的，是野外考察。對地質學來說，野外考察、探集標本，是研究工作的靈魂。可是，他為了在中國進行野外考察，要經由美國的國家科學顧問，寫信給中國副總理，請他出面安排。「縱使如此，我也要呆在北京大學6、7個星期，經過重重關卡，才能外出進行第一次考察。」
他內心明白，當時的中國，客觀條件尚未成熟，只好把研究方向轉向意大利，因為他的老師Walter Alvarez（沃爾特‧阿爾瓦雷斯），正在研究意大利的岩石。
破解恐龍滅絕謎
Walter Alvarez不單是地質學，而是科學界響噹噹的人物。其父Luis Walter Alvarez（路易斯‧阿爾瓦雷斯）曾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父子兩人，合作解開了恐龍滅絕之謎。
在70年代初，Walter Alvarez在意大利一個中世紀的山城Gubbio（古比奥）附近，進行地質考察時，發現一層淡紅色的石灰岩沉積，而這層岩石的年齡，正是6600萬年前恐龍滅絕時形成的。他跟父親合作，對這些岩石作出精確的化學成分分析，結果顯示，在當時有一顆隕石撞向地球，導致地球上所有恐龍，以及其他70%的生物，在同一時間消失。
當年，陳龍生就是Walter Alvarez在加州大學的第一個學生，作為老師助手，協助他進行這個研究，清楚知道這次撞擊的威力。
整個八、九十年代的主要科學研究，包括地質學、天文學、地球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差不多所有科學，都受到這個研究的影響。研究不單破解了恐龍滅絕的原因，亦發現地球曾經出現多次生物滅絕的事件。它把科學家的視點，擴闊到太陽系在地球附近為數眾多的小行星，它們不時都會撞向地球。另一方面，由於要研究這些岩石的成分，結果發展了很多先進的地球化學方法，可以更快速地找到岩石內含有的稀有元素。
當時，美國和前蘇聯仍處於冷戰時期，這次隕石撞地球的研究，給予人類一個很大的啟示。「其撞擊的威力，就等於地球所有核彈的總和，於是有了Nuclear Winter Scenario（核冬天設想）的說法。如果美蘇發生核子戰爭，對世界將會造成的影響，將相當於6600萬年前隕石撞地球的事件。」
地球科學償素願
1984年，陳龍生畢業後，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一所分校任教。可是，他心底裏，卻希望回港設立地球科學系，「當時已是90年代，但香港專上學院卻仍然沒有地質學系。以前一說到山泥傾瀉調查，必須找外國的專家，或是由英國地質局調派專業人員過來。」他強調，香港必須培訓自己的地質人才。
至1993年，他偶爾聽聞香港大學準備成立地球科學系，於是寫信詢問有關情況，卻沒有收到回音。「接着，我在美國進行野外調查，家人忽然打電話來，要我準備個人的履歷。那時，我正在山頭野嶺，好不容易才找到昔日教授的推薦信。」當時是7月，然後又石沉大海。「直到11月，我已幾乎把整件事忘掉的時候，才收到香港大學的電報，要求我數星期後到任。結果我延遲了一個學期，才正式到港大履新。」
那時，社會上有識之士，大都認為訓練本地的地質人才，是當前急務。香港政府亦作過調查，指出地質人才在未來十多年的需求，將會很穩定。結果，香港正式成立了第一個的地球科學系，也圓了陳龍生的夢想。
陳龍生於1994年回到香港，準備進入香港大學任教地質學，但未及開學，就遇上西環觀龍樓山泥傾瀉，釀成5死3傷的慘劇。翌年，又發生柴灣翡翠道及深灣道2宗山泥傾瀉，導致市民傷亡事件。
觀龍樓事件後，政府邀請了幾位專家，其中包括李焯芬教授，做了一個顧問報告，報告中建議有關當局應該和大學加強合作，研究利用地球物理的方法，探測斜坡和護土牆的穩定性和進行風險評估。由於陳龍生教授的正是地球物理學，所以土力工程處就請他加入研究的籌策委員會。這項研究，後來成了工程界一個非常特別的個案。
這次研究，由1995年至1999年，終於找到了一些可行的方法，作為承建商評估斜坡穩定性的指引。
另一個更大的災雖，就是2004年南亞地震引發的海嘯。這次地震發生在12月26日，「我和家人剛好在12月23日從布吉回港，我們居住的酒店，正位於海灘的第一排。在地質的時間，兩天相差的，就只有一條頭髮絲這麼幼的分別。」這次災難後，李焯芬教授和陳龍生，與內地有關單位進行了幾次會議，希望在南海地區，建立一個海嘯預警的機制。
陳龍生和他的研究生，其後發表了一篇文章，研究華南地區歷史上的海嘯。「我們主要研究，歷史上是否曾真正發生影響過香港或南海的海嘯，因為一些海嘯可能只是風暴潮或其他事件。」
「曾有報道，指出海嘯曾在廣州造成3萬人死亡，但我們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尋找原始文獻，發現可信的海嘯其實很少。唯一的一次，較為可信的，記錄在《同安縣志》。在1918年左右，發生過一次應該是海嘯的事件，縣志中記錄當時巨浪來襲之前，海水退得很遠，這是海嘯的一般現象。」
那麼，香港發生過海嘯嗎？他斬釘截鐵地回答：「事實上，從未發生過。」
禍起無端唯天問
頓了一頓，陳龍生繼續說，「許多自然災害，由隕石撞地球，到地震、海嘯，以至山泥傾瀉，也可以與我的研究有關，包括2003年的『沙士』。」
當時，香港政府的首要任務，除了醫治病患者，更重要的，就是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由於沙士是由外面傳入，出入邊境旅客的防疫工作，更是刻不容緩。
沙士爆發後不久，李焯芬教授接到時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的電話，問有沒有人懂得紅外線測溫技術，政府想以它作為檢疫的方法。李教授知道陳龍生研究護土牆倒塌時，曾在斜坡工程上使用過紅外線探測，於是，他找到了陳龍生，並在第二天帶同儀器，前往特首辦公室，向董先生示範。
董先生立即決定要用這個方法，但這副儀器價值30萬，從來沒有人會用這樣昂貴的儀器來量度體溫，於是着令衛生署官員，與港大合作，立即進行研究。「我們花了幾個星期，馬不停蹄地，在衛生署轄下的一間診所，以及在瑪麗醫院進行測試，嘗試用不同方法測探，很快取得百多宗個案，我還向衛生署提交了一份報告。」最後，政府決定使用這個方法。
「接着，我們跟機管局工程部同事，在機場安裝一個自動探測系統，設計了一個類似門框式探測器，當人們穿過門框，如果發燒的話，紅燈就會亮起。機管局本來很喜歡這個構思，但衛生署已決定大規模向新加坡購入儀器，結果沒有運用這個設計。」
2003年，香港被「沙士」殺個措手不及，導致人心惶惶，社會陷於崩潰邊緣。當時大家各師各法，希望盡快找出解決方案，根本沒有時間進行詳細的測試。
可是，作為學者，卻有點耿耿於懷。「沙士」之後，「我和醫學院的張文勇教授和Prof. C. R. Kumana談起，一致認為『沙士』時期，沒有經過詳細的臨床測試，於是便向衛生署申請研究撥款。」他們把儀器放在瑪麗醫院的急症室內，幾個月來，取得了接近1700多個可用的數據，對象包括男女，有不同年齡組別、不同膚色的人種，研究這些紅外線體溫探測儀的成效如何。
「研究進行得十分細緻，測試甚至包括運動前後，或是化妝的濃淡，看看這些因素會否影響探測的讀數。從來沒有其他人，曾如此細緻地研究這種探測方法。我們的文章，其後在醫學期刊上發表，並獲《香港醫學雜誌》頒發Best Original Research Award（最佳原創研究獎）。」一本醫學雜誌的獎項，竟然由一個地質學家去獲得，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從而可見今天的科學，其研究涉獵領域的廣泛性。
陳龍生說出研究結論，「這個方法的成效其實很低。」確實令人感到有點意外。
其後出現的伊波拉病毒，很多口岸仍是採用這個方法測試。談到這裏，他語重深長地說：「我們曾經在醫學雜誌上提出警告，指出其成效甚低，千萬不要過分信任它能夠把關，否則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
汶川大地震之前，陳龍生和法國地質研究院，合作研究四川龍門山脈的地質。他們由成都穿過龍門山，拉一條線到達丹巴的位置，沿途装置儀器探測微地震的活動。
這項研究，目的是考察龍門山的地質構造，剛好在2008年完成，就在清拆儀器後，當地便發生了8級的大地震。「我們研究的範疇之一，是整條路線的重力場，以及一些地球物理的數據。地震令地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面可以在50秒之間，上升6、7米。」
地震後，陳龍生獲得研究撥款，即時在同一條線上，量度地震前後的地球物理參數變化。汶川地震固然不幸，卻為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數據。
他指出，「事前的研究，並沒有發現地震的先兆。」雖然地球科學在地震成因、地殼構造、抗震工程等方面有很大成就，但地震學家研究數十年，至今仍未能掌握預測地震的有效方法。
上下求索覓新知
陳龍生在港大任教地球科學系多年，今天的香港，不少的地質專才，都曾是他的學生。為了帶領學生進行野外考察，親身探索山石的奧妙，他付出了自己假期和私人時間。在教學的過程中，他孜孜不倦地，引導學生思考，讓他們學習觀察、學習描述、學習推論，學習驗證……
至2014年，他進入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擔任附屬學院的校長，邁向新的里程。他提出「寓學於樂」的主張，開拓全天候學習模式，在課堂中注入更多的外展考察、服務實踐，以及「項目為本」學習，讓學生衝出班房、走出野外，踏進社群、步入職場，親身實踐所學所識，體驗式的學習理念，跟他以往的教學方法，可謂一脈相承。
數十年匆匆過去，直到今天，他對地質學的熱情絲毫未減，教學之餘，還經常帶團到野外考察，為的是──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地球。
就像這一趟，他沿途向我們講解地質結構的特徵和形成過程，在解釋複雜理論之時，偶爾還會加插一兩個笑話，而且面不改容，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又若無其事地繼續說下去。
走在山間路上，他隨手從地上拿起一塊石頭，興致勃勃地解說，「縱使你不懂得這顆石頭的名字，但也可以描述它的顏色、重量、硬度、光澤……這些都是重要的物理和化學參數。觀察很重要，最簡單就是顏色，包括顏色是否一致，表面看來，它是粗還是幼？此外，單憑手感，也可以感受它的重量，還可以運用嗅覺，一些有機質的硫磺是有臭味的……」乍聽起來，有點像寫作訓練，中文老師指導學生運用5種感官，進行觀察和感受……觀察入微、抓住特徵，同樣都是不二法門。
為了研究，陳龍生的足跡遍布全球，曾經歷過不少驚險之事。「在美國教書時，我曾帶學生到Montana（蒙大拿州）做研究，兩個人駕着車，鑽進荒廢了的火車隧道，怎知裏面鋪上厚厚的積雪，車被卡住了，我們只得棄車而走。當時沒帶電筒，伸手不見五指，唯有摸黑向前爬行。」爬了一公里，終於看見一點光，他們朝着那唯一的光源，再爬了40多分鐘，才脫離險境。
回到住宿的地方，其他學生竟然哇哇大喊，提出抗議。「他們說這樣好玩的探險，為什麼不帶他們一起去？」他笑着補充。
另一次在意大利偏遠的海灘，「我一腳踩着破玻璃樽，腳板被割開，流血不止，還要游泳10分鐘，才能回到艇上，再划艇回碼頭。到醫院後，醫生說腳掌不能麻醉，唯有忍痛縫了8針。醫生以為中國人都是李小龍，不怕痛，其實我卻是痛到笑。」
還有一趟，跟死神擦身而過，他帶隊去台灣考察，其中一項研究活動，就是沿河划艇觀察地貌。豈料急流把學生的艇沖翻了，有學生被困在艇下面，他立即下水幫忙救人，卻被急流沖走，身上的救生衣也被卡在河底的兩塊大石之間。洶湧的水流在他頭上不斷流過，他嘗試掙扎，卻一點都動不了……「我沒感到害怕，平靜間閃過一念頭，原來一生的終結，就是如此。」幸好水流不斷沖擊下，卡着的地方最後鬆開了，他才得以脫身，可真是命懸一線。
他邊說邊笑，好像描述的是別人的故事，歷年多少驚險事，大抵都付談笑中。
踏遍青山人未老
別以為研究地質的人，多半嚴肅刻板，陳龍生實在很健談，也善於說故事，可說是妙語連珠。
在明記海鮮酒家吃午飯的時候，他還說起一些「靈異」事件，發生在大家熟悉的荔枝莊，他經常帶學生前來此地考察。話說有一次，他住宿在明愛小塘營，半夜因腳趾疼痛而醒來，原來被蜈蚣所咬，他一怒之下，將蜈蚣殺死，分為兩截，並拋至遠處……豈料，第二天醒來，竟在床上，發現那具蜈蚣，就在他身旁。另一次，他在睡前，將換出來的衣服包好，拋進床底，翌日醒來，原來的枕頭不翼而飛，卻代之以那一包充滿汗臭味的衣服。
他言之鑿鑿，既然如此，大家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罷！
陳龍生卸任後，將於9月中旬，遠赴美國，跟隨他當年的老師Prof Walter Alvarez，繼續做研究。「幾個月後，我會回來，因為在香港，仍有未完成的工程項目。」
也許，追尋學術的道路，永遠都是漫長而孤單的，「你可以選擇跟大隊走，因為有安全感，但你甘於做羊群裏的其中一隻嗎？走另一條路，或者會遇見意想不到的風景。」他如是說。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鑽研地質的旅途上追求探索，正是他的人生目標。一路走來，踏遍青山人未老，願陳龍生教授在未來的研究中，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