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有《中國學生周報》，也有《青年樂園》。當年《青年樂園》的派報員石中英，於2013年7月1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公開講座上，首度談及被視為「左派刊物」的《青年樂園》發展始末。講者於2014年2月19日將講詞增修訂稿交《大公報》發表，表示「謹以此文，獻給在1958至1967年間出任《青年樂園》社長的李廣明先生（又名覃剛）」。李廣明2014年1月8日辭世。本社獲石中英特別授權，輯錄10篇文章，以饗讀者。
簡單說過《青年樂園》周報「活」過的11年半後，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份青年學生刊物之「死」。
自稱為「幕後策劃人」的吳康民，在他的《回憶錄》對《青年樂園》之「死」有着這樣的評語─「《青年樂園》能影響一代年輕人，我認為是成功的。只可惜1967年一場『反英抗暴』，由於『左』的影響，把我們的《青年樂園》暴露了，以致不得以停刊告終。」
這當然不得不以1967年4月香港人造膠花廠勞資糾紛，引申至全港陷入的5月風暴說起。在這場六七暴動中，逾50人死亡，5000人被捕，2000人被囚，波及新聞界別的，包括《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這3家「非正統左報的左報」，於8月9日被港英政府下令停刊。這3份報章不同於正統大報的《文匯》、《大公》，尤其《田豐日報》是由田豐先生潘懷偉主辦，只是一份專門評論澳門狗、香港馬的博彩刊物。這3份「非正統但親中（共）」報刊的被封，足見當時殖民地的港英政府對暴亂處理的高明──對反政府的輿論「殺雞警猴」，敲山震虎，「打小不打大」，留下與其「幕後老細」討價還價的空間。
副刊創刊刊毛澤東照
關於這個謎團，我想感激今天晚上出席的另一位講者吳萱人先生，正是他在2007年城市大學由葉健民教授主辦的六七事件40周年研討會上，用投影將一份報刊的頭版展現在公眾眼前，勾起大家的回憶，包括了我。這回憶道出了《青年樂園》之「死亡之旅」，那便是由1967年8月7日《新青年》的創刊號開始。頭版刊出了一張毛澤東戴着紅衛兵袖章揮手的巨照。而《新青年》便是《青年樂園》的副刊，由《青年樂園》出版社出版。
這份每周出版一次（星期日），但並不與《青年樂園》周報同日（周三）出版發行的副刊出版了十多期後，便遭警察上門搜查報社。1967年11月18日，港府向《青年樂園》發出4張傳票，指該刊刊登「煽動性言論」。11月22日，督印人陳序臻並沒有如期出席法庭應訊。法庭缺席審訊，頒令「禁止《青年樂園》出版」。在這裏，我要代陳序臻先生宣讀一段他在前天電郵給我的文字，並囑我要鄭重澄清，他並非是許禮平在「蘋果樹下」《曾氏一門軼事》中說的「通緝犯陳序臻」。時任《青年樂園》督印人的他是這樣寫的：
「其實，67年11月當日，港英控告我『煽動罪』，我沒有出席法庭。法庭便缺席審訊，頒令『禁止青年樂園出版』。跟着將法庭的判決令貼在青年樂園門口的門上，內容完全沒有提到對我個人缺席的判決。第二天我照常出街，照常採訪，照常看校際游泳比賽。……當然我也作了最壞打算，萬一港英逮捕了我、控告我，我怎麼辦呢？我是作好了心理準備，也作好了上法庭準備，我準備了9000字的辯護辭，甚至也作好了坐牢準備；但是港英一直沒有對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事後我往華民政務司（後改名為民政處，專門負責管理刊物出版的部門）進行交涉，要求華民政務司負起責任，恢復青年樂園的出版權利。如是者往返多次，港英要緝拿我，真易如反掌，只要我一出華民政務司處門口，它便可通知警察拉我。但港英沒有這樣做，因此所謂『通緝犯』只是某些人憑空想像出來而已。通常法庭要控告一個人，那人沒出現法庭，法官就下令通緝歸案，可能這是一般慣例，而我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我猜想，港英的目的不在我，而在於《青年樂園》，怕《青年樂園》的影響力。因為即使它逮捕了我，《青年樂園》仍能繼續出版，只要社長換一個督印人就可以了。那時的社長是李廣明先生，港英為什麼不去控告社長呢？顯然它的目的已達。」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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