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海權現况的幾點思考

中國邁向海權強國之路,大體遵從馬漢的邏輯,以商業、政治、軍事這三大要素為基礎。誠然,中國尚未能達至三者的有機整合,亦傾向慣性地以陸權思維來看待海權概念。但只要能重新審視海權理論,定能實現其大戰略目標。

7月25日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的130周年紀念日。「人民海軍」微信公眾號發文,表示「國恥猶痛,狼煙仍在。甲午海戰的悲歌深刻印證一個鐵律:面向海洋則興,放棄海洋則衰,國強則海權強,國弱則海權弱」。這番宣示顯示中國正進入海洋時代,並決意成為一個海權強國。

正如《海權論》作者、最先系統地提出海權概念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指出,「海權即憑藉海洋或者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中國邁向海權強國之路,大體上也是遵從馬漢的邏輯和方程式。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已是世界上船艦數量最多的海軍(數量略多於美國海軍);更不容忽視的是,目前中國在造船業產能上有着壓倒性的優勢,達到約2100萬噸,而美國僅有不到10萬噸,這意味着中國的造船產能至少是美國的200倍以上。美國海軍情報局預測在2035年前,中國海軍會比美國海軍擁有多50%至55%的作戰艦艇,屆時美國在西太平洋可能將因為數量劣勢而難以維持制海權。

中國的造船產能至少是美國的200倍以上。(Shutterstock)
中國的造船產能至少是美國的200倍以上。(Shutterstock)

商業、政治、軍事──依照這順序

儘管如此,甲午海戰的慘痛歷史正正表明,僅有器物是無法鑄就海洋強國的。而海權從來都是個總體性和政治性的概念,不能僅局限於海軍。根據馬漢的理論,理解海權的出發點與基礎是「確保商業的必要性,需透過有利於軍事或海軍實力的政治措施來達成」。當中這三大要素的順序──商業、政治、軍事──是對國家的相對重要性的實際順序,而這三重公式亦構成了馬漢的海權理論核心。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以來,沿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港口及相關基建,也屬十分馬漢式的舉措。(Shutterstock)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以來,沿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港口及相關基建,也屬十分馬漢式的舉措。(Shutterstock)

中國海權的出發點與邏輯,也是馬漢式的: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確保連接中國及其海外利益的全球海上通道,以獲得海外能源、原材料及進入海外市場,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即使到了今天,外貿對國家仍有空前的重要性;沒有外貿,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將難以持續。而中國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沿着海上絲綢之路投資、購置、發展港口及相關基建,也屬十分馬漢式的舉措,基本上亦符合商業、政治、軍事的順序。

海洋政策與大戰略出現矛盾

不過,中國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以及地緣政治環境轉變,令其海洋政策與大戰略之間的矛盾漸現。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需從大國晉身為世界強國。這意味着中國開始以美國作為假想敵,直接與美國對抗;在海洋戰略上,則反映在解放軍突破第一島鏈封鎖,以及在第一島鏈內取得制海權上面。這些轉變所造成的影響,今天已陸續浮現。首先,現在已分不清美國究竟是假想敵,還是真敵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與美國的對抗已令中國逐漸失去對中國產品最有價值的市場,以及高科技的最重要來源,對中國經濟和海權發展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另一方面,追求第一島鏈內的近海制海權,已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國的強烈抵制和反制──美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會容忍任何其他國家壟斷這個地區,否則其全球領導地位將告結束。

儘管中國有其自身的戰略需要,且不說第一島鏈亦關乎台海和南海等主權問題,難以退讓,唯上述事態發展,不但與馬漢的三重公式(商業、政治、軍事)背道而馳,而且在削弱中國當初發展海權的緣由,破壞其本應服務的大戰略目標。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關係惡化所引發的財政短缺,無疑將對今後中國海權發展構成影響,同時亦正逐步動搖國家的經濟基礎。

中國海洋優勢被美國連消帶打

現在出現了一個弔詭卻不難理解的情况:中國愈想在第一島鏈附近對美軍形成壓倒性的優勢,愈想將美國擠出第一島鏈,卻讓美國愈有效地重新串連其亞洲盟友。需知道必須透過逐步瓦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和伙伴網絡,才能夠切實地將第一島鏈內的力量平衡導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但現在做法卻反被美國借力打力,得不償失。

在與俄羅斯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下,中國可能已無可避免需與俄羅斯站在一起。(Shutterstock)
在與俄羅斯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下,中國可能已無可避免需與俄羅斯站在一起。(Shutterstock)

同樣地,中國當初發展海權是為了確保出海通道,藉以進入海外市場,現在將安全焦點轉移到海上與第一島鏈,卻反而令美國能夠更輕易地連消帶打,損害中國的根本──只消用一切手段將中國製品趕出自己和盟國市場便可,毋須施以任何軍事攻擊或遠程封鎖。美國現在以外交、脫鈎和產能過剩論等手段,便達到了封鎖之實效。這再一次印證了,馬漢三重公式及海洋或軍事戰略需服從於國家經濟戰略的重要。

後俄烏戰爭時代的中美海上對抗

俄烏戰爭爆發後,在與俄羅斯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下,中國可能已無可避免需與俄羅斯站在一起,把美國當作「真敵人」。但另一方面,俄烏戰爭實際上也把中國這個陸海複合型國家,從長期面對的陸海雙重戰線壓力中釋放出來,讓它得以專注面向海洋。然而,即令出現了這個新契機,也不代表中國要與美國正面對抗,反而更應該回歸海權基本步和馬漢三重公式,正視並紓緩由於經濟放緩與財政短缺所造成的窘境,否則可用於海軍與國家發展的資源只會愈見匱乏,斷送中國邁向海洋時代與民族復興之前途。

隨着特朗普回朝的機會日增,各方亦表態願意就俄烏戰爭展開談判,人們開始預測和談之後將會回到中美對抗格局,並聚焦於亞太地區。當然,即使特朗普再次上台,雖不代表美俄會重修舊好,但至少普京肯定歡迎美國將矛頭重新指向中國,讓俄羅斯作壁上觀。至於美國,亦可能樂見這發展,使它毋須再分心應付烏克蘭戰爭,可騰出雙手來對付中國。而這場未來的中美對抗,將會是中國自甲午戰爭以來的第一場海權爭霸與海上戰爭,也會是首次實現地緣政治泰斗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提出,陸權國家建立具優勢的海軍,成為一個海上與陸上都強大的世界強權,威脅甚至征服海權國家。

誠然,中國至今尚未能夠理順海權當中商業、政治、軍事三者之間的關係,未能達至三者的有機整合,亦傾向慣性地以陸權思維來看待海權概念,追求不可能實現的絕對安全。但只要北京能夠重新審視海權理論,並以之作為分析與指導框架,必可更有效解讀當前和今後的國家需要,有助實現其大戰略目標。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