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放榜，一眾莘莘學子期盼考上心儀的大學與學科。社會學作為冷門科目之一，收生時多標榜學科出路甚廣。事實是否如此？
今年書展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將發布新書──《三代人》，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並發行，紀錄31位校友、共26篇的故事。受訪者來自各行各業，包括金管局前總裁陳德霖、戰地記者張翠容和獲獎紀錄片製作人侯祖辛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友
侯祖辛的故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書中她憶述一次訪問性工作者為何從事性工作，被反問為何以充滿同情的語氣針對性工作，反映她潛意識假定這份工作是恥辱的。這次經歷令她茅塞頓開，啟發她打破刻板印象的框框，建立的自己獨特的紀錄片視角。她的早期作品《老搖滾》紀錄他爸爸中風後的復康之路，穿插着中國第一代搖滾人澎湃的生命力和時代背景。《老搖滾》面世後先後取得多項國際獎項。
書中個別受訪者是筆者昔日的同窗。如投身科技界的葉俊廷早年與筆者同樣有志在學術界發展，後來各自在不同的領域闖出另一片天。電影人冼杞然與其子冼基樺同為中大社會學系畢業生──父親闖蕩中港台的電影製作，執導多齣享負盛名的港產片，曾到愛爾蘭都柏林參加影展預演；兒子卻成社會學者，在劍橋大學博士畢業，研究電影發展。
作為書中受訪校友之一，筆者首選中大社會學的初心源於學系祟尚每個人的獨特性。畢業後我曾一度面對人生的迷惘期，既不想為三餐糊口而隨便找份工作，又響往事業開展前看看這個世界。結果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先後在內地、新加坡和俄羅斯實習，直至找到當時認為理想的工作。往後的事便成歷史。
看透表象 見樹又見林
回顧自己接近15年的仕途，筆者最受社會學啟蒙的是，社會學永遠叫人抽離，不要靠邊， 見樹又見林──意思是凡事看全局，既要了解樹與樹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亦要了解樹林錯綜複雜的生態體系，才能看透表象、拆解問題。這種思維對國際傳播尤其重要。
受訪時被問到，香港這幾年（在外媒報道下）國際化的特質減退，是否足以支撐國際公關的發展？我反問國際化是否只有歐美媒體框架下的定義──當世界對中國充斥猜忌與懷疑，香港可以成為範例，既是中國一部分，又享有很多自由，這正正是香港國際公關從業員發揮的空間。
《三代人》這本書表面上是紀錄個別中大社會學系校友畢業後的人生起伏，但它的敘事視角將個人故事緊扣時代洪流。雖然它是學系與出版社合作的新書，但書中沒有流於官腔，一面倒地說好社會學故事。
書中其中一個彩蛋是，一名受訪校友坦言，他不想他的分享成了心靈雞湯，把社會學的出路說得太美好。他說：「有人說社會學系出路很廣，可以做這，可以做那。這邏輯不對，並不是因為讀完社會學有很多選擇，而是因為沒有選擇，什麼都要做。誰給你萬多元工資，就返工啦。」
像這種真誠又懂得自嘲的黑色幽默，何嘗不是社會學人代代相傳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