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毛主席百折不撓的忠實傳人

最值得研究的一個特殊群體

香港的讀者甚或年輕一輩的中國人對老三屆大抵都是聞其名而不詳其實者。嚴格意義的老三屆指的是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時正在校就學的三屆高中和初中共六個年級的學生,總人數超過3,000萬人。

紅色思想對老三屆影響深遠

 
老三屆出生於紅色中國建國的時候。從開始記事的時候起,他們聽到的就只有毛主席的話和由毛主席的話所演繹的說事,尤其是有關世界觀形成的那些說事。老三屆們在文化革命前所受的紅色教育或者說毛澤東思想教育在紅色中國教育史上沒有太過特別的地方,構成老三屆思想意識深層結構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們後來因為學校停辦使他們集體中斷學業,這兩件史無前例的重大事件塑造了這個群體與別不同的齊一性。
 
文化革命初期,老三屆曾經備受偉大領袖的青睬。紅衛兵運動發端於老三屆。當年偉大領袖親自寫信給紅衛兵發源地清華附中,支持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正是這封信使清華附中紅衛兵援引的,毛主席在延安紀念斯大林60壽辰大會上說的那句話,在文革初期風行一時。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就是造反有理。老三屆當年就是秉承這一欽賜聖旨,殺向社會,破四舊,批資反進而鬥走資派,把原有制度和秩序攬個人仰馬翻。老三屆也順理成章成了指點江山的革命小將,成了備受禮贊的風雲人物。
 
老三屆們也沾沾於罩在自己頭上的光圈,非常享受。只是文化革命後來的發展,老三屆最終喝下自己參與釀制的苦酒。那就是文革風暴持續超過三年。尤其是大學被砸個稀巴爛,連要不要再辦都要等偉大領袖發話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至於理工以外則語焉不祥。時不我待,到了那個年份老三屆或標梅己過(借用一個不太合適的成語) 或學業已受耽誤,與大學無緣矣。這樣隨後的上山下鄉和後來一系列厄運連連降臨老三屆的頭上。
 

兩個層面看老三屆知識水平

 
當年上山下鄉時老三屆被稱知識青年。這個稱號可以分為兩層意思來理解,從絕對的角度看,知識青年用一句傳統的語句來衡量其實只是初通文墨,具備為接受專業訓練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並沒有可以用於實際,產生效能的專門知識比如把他們放到農村所需要的農業相關的科技知識和技能。這樣老三屆到農村就生產層面而論只是作為一般勞力。從而他們個人得到成功,即為農村大幅提高產量或產值的例子根本不多;宏觀地看農村的獲益不多。看來偉大領袖確是從培養接班人的層次看待上山下鄉,就是以非常手段使他的思想保有傳人。
 
從相對知識看,老三屆平均知識水平大抵在初中畢業(因初中學生比高中多,加權平均就在這個水平),大抵與當年城鎮居民平均學歷相略,比當年山區農村居民的平均學歷是高了一些。但是隨著後來內地教育的發展,老三屆可能是中國各年齡組別中平均學歷的低谷,尤其是受大學教育的比率無疑是最低的。當年的知識青年如果順理推作今天的知識老人可能根本名實不符。
 
就是因為文化革命時期擔當的角色和集體中斷學業,成就了老三屆成為毛主席百折不撓的堅定傳人。一方面老三屆作為整體,他們的思想資源只有當年成長期在學校所受的毛澤東思想的說教。筆者最近與一位老三屆精英談論中國改革以來經濟制度演變路徑時,談及人民公社作為經濟形態的性質特點時,這位同伴未及等我說完即反駁我的看法認為所有制性質是判斷經濟形態的根本標準。當我提出質疑時,馬上被告知這是常識,因為這是在高中政治課已經學到了的。確實老三屆思想資源就只是毛主席當年通過學校灌輸的思想。即便經過50年的歲月風雨,當年的政治課概念乃然被老三屆當作常識與人論辯的根據。值得一提的是對話者是在香港居住30、40年的成功作家。毛思想入老三屆之深,實在怎麼估計也不過分。
 
另一方面,老三屆如果是一個沉默低調的群體,他們是誰的傳人或者無關歷史進程之宏旨。實際正好與此相反。因為文革初期的經歷,老三屆尤其是年長的高中三屆,是有相當的起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老三屆因為集體中斷學業,喪失進入大學接受完整教育,從而在現代社會階梯循序上升的機會,終生若有所失乃至憤憤不平。以我的母校為例,文革前作為福建名校,平均升學率超逾50%。如果考慮到高考成績的不確定性及同學們的合理期望,相信有70%的同學認為要不是文革黌宮關閉,他們定必升入大學,成為當年的天之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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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