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 X 和 Y，只要將 X 和 Y 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 X 和 Y 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 X 和Y 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其視為亟待跨越的障礙。
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局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 的考分只是錄取考量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 SAT 是不明智的；其二，SAT 每年有六次報考機會。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高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高考一年一度。
東亞國家對複習的過度重視
2009年發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平時（不包括週末和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在八小時以上，韓國為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如果學習時間過長，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複習時間所佔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像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說起複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有反複演練，才可達到效果。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裏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複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17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何況，隨着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裏， 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複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複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像棋、鋼琴、籃球、出租車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
這類19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所以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了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一樣。
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很多對高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高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這正如建國後那30年表面上看起來的經濟上的平均和公平，其實是建立在壓制了無數發展路徑和積極性的基礎上的，實際上付出的機會成本高得不可想像。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裏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泰爾的《從0到1》中的商業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一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而類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着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擁有更大的自主權，關心產品、做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壓力下，自然不可能有長遠的成長計劃，只能把心思集中在一次次考試上。
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品質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
去年大熱的《稀缺：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忙碌的》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時，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所見的速度，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我們為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注時，就無法有效地規劃未來。
我覺得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17世紀後，就都陷入了內捲化的陷阱。就以日本為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為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相當於英格蘭的一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一個郡縣。所以在德川時期，為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一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至於300年間人口零增長。另外，因為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
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級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一定要參與爭奪的。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裏，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工業化追趕帶來的心態
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所以他們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自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為了趕上其他國家，在工業體系上無一例外的採取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持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至於我國當然到現在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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