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經歷了文革火紅歲月的一輩，可能還記得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這是當年集會、遊行、乃至文攻武鬥種種場合最常見的口號與祈禱辭。其實，這句源出《紅旗》雜誌1966年第12期，後面兩個偉大根本是衍義贅語。
毛澤東對四個偉大嗤之以鼻
偉大導師，類似大成至聖先師掌控庶民的精神世界；偉大領袖，就是奉天承運的領導者——還是日文直白，這句譯成日文，是偉大な指導者（いだいなしどうしや）——而中文的「領袖」，不過是上衣的兩個部件。總之，偉大領袖在中國語境下就是最高領導人，按照我國傳統以及當年事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根本不須掛一漏萬地列舉領導對象中的一項：軍隊。
至於舵手，則更不應廁身其中。這是有點文學味但甚迂腐的虛擬角色。當年中國工業化仍屬初階，舵手就是艄公，形象是披着蓑衣，搖着船櫓的老頭，並不高大威猛。
毛主席是有學識的人。大概覺得這四大頭銜放在他身上不倫不類，加上對林副統帥有鳥盡弓藏的圖謀，所以對到訪的美國記者斯諾（曾經著《西行漫記》一書為中共宣傳）說，四個偉大討厭。直到龍馭賓天，四大最高權力機構給太祖舉行的追悼會，正式謐號毛是偉大領袖和導師。
治統、道統分立的中國2,000年
偉大領袖和導師，囊括了人類社會所有的權力：世俗，或說物質層面的權力和精神，或說思想領域的權力，按照中國傳統說法，前者稱為治統，後者叫做道統。孔子之前，我國遠古社會是道統、治統合而為一的。從三皇五帝到三代之君有其位其道始行於天下。孔子立私學傳弟子開始了無其位而傳其道的儒家學說傳承。
隨着先秦至漢初的政治演變，漢武帝獨尊儒術，中國的統治體系分成兩個系統，在其位的真王掌握治統行使權力；無其位的素王以學說作為道統，既教化庶民，也負有匡正治統之責。這種治統、道統分立的2,000年帝制歷史中，帝王雖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相當程度上必須顧及歷代的道統原則與說教。同時，施政是否合乎道統，並非帝王一人說了算，不能胡謅歪理安給素王蒙混，朝廷建制設有專門的員額，負責道統對治統的監察。有時帝王一意孤行，會引來忠於道統的衛道之士以死相諫。明朝皇帝廷杖的大棒，也無法止於臣下據理力爭的悠悠之口。因為皇上老子打得愈厲害，民間社會的聲望愈高。
中國帝制時代這種道統和治統分立的結構，幾乎沒有受過挑戰。很多開國之君都有項羽彼可取而代之的肆無忌憚，但從沒有人打大成至聖先師的主意，想取而代之。唯一例外，是清初聖祖朝的李光地認為康熙合身兼道統和治統之任作偉大領袖和導師。但也只不過是邀寵的技倆，肉麻當有趣罷了。沒有人將之當一回事。
治統道統分權 相近三權分立
金觀濤先生上世紀70年代，以所謂舊三論，即資訊論、控制論、系統論，分析中國2,000多年帝制的歷史（內地的話語叫封建社會，那不過是削足適履，把中國歷史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五階段論罷了，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早在東周巳解體轉型），提出超穩定結構理論。當時，超穩定結構是有貶義的意思。某程度上是詛咒那段令人不快的歷史為什麼存在那麼久。中國帝制長期延續，對於中國的歷史進步確實帶來負面作用，其中主要是作為帝制守護者的儒家學說的保守性。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如果不執着於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樣的問題，從中立的角度探究這段歷史維持這麼久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到中國帝制所以牢固，可資借鑒的結構層面的原因。中國帝制，歷2,000年而不改，中間雖有易姓革命，但百代之法奕世延續，其中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統和道統分立的結構。這樣，皇帝和百官有司掌權施政時不能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必須顧及建制內代表道統的諫官的看法和評判。更要注意社會上，尤其是紳士的議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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