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23年12月16日，由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主辦的IPP未來論壇第三期──「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與共同富裕」學術研討會在廣州南沙落幕。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在會上做了題為《鄉村振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主旨演講。
鄭永年教授指出，鄉村振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中國如今面臨着大城市化所引發的城市虹吸效應、城鄉分化、生育率下降等問題，亟需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來予以破解。他進而提出了逐步取消戶口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鼓勵社會資本進入農村土地領域等建議。
剛才顧益康先生（浙江省委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示範區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的發言，我聽得津津有味。他說我們做學者的不要為了寫文章、寫書而做研究，而是要和改善社會結合起來，這方面顧先生總結得非常好。
顧先生所說的「三次農村包圍城市」也總結得非常好，這其實也是我們一直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現在，我們的鄉村振興實踐也是非常豐富的，但理論上的總結還不到位的，所以我覺得把鄉村振興學理化方面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
顧先生剛才說，鄉村振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前段時間，總書記給在廣州召開的「讀懂中國」會議發去賀信，也提到「讀懂中國的關鍵就是讀懂中國的現代化」。前幾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到，「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
中國的農村不會消失
大家知道，「中國式現代化」是五位一體的：14億人口的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主要涉及到的是城鄉關係，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也是和城鄉關係分不開的。
中國式現代化是迄今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但是要實現並不容易。經驗地看，到現在為止，如果把發達國家視為是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他們的人口加起來也是10億左右。我們中國要實現的是14億人口的現代化。如果農村不能實現現代化，那就什麼也說不上。所以，我們的農村不能拖後腿，更不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而是要成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優勢。
「三農」的現代化，核心就是鄉村振興。我個人覺得，之前的幾十年里，很多人都認為城市化、城鎮化能解決農村的所有問題，農村最終是會因為城市化消失的，所以我們一直在追求城市化率。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即使中國的城市化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會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農村。總書記在浙江的時候就形成了鄉村振興的發展策略，現在提高到了國家層面。農村永遠是農村，中國的農村不會消失，只是面貌和性質會發生變化。
鄉村振興對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
現在農村的資源還是繼續在流向城市。城市的「虹吸效應」將農村的很多資源都吸收到城市來，而不是相反──農民有錢了，就到城市買房子，把孩子送到城市學習。對農村的投入主要是政府的資源，總體投入還是有限的，而社會資本進入農村面臨各種困難。中國的城鄉分割也還是很厲害，造成城鄉之間不均衡發展。中國的情形和很多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發達國家都是窮人住城市、富人住鄉下。中國是相反的，這樣很危險。
過快和過度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已經造成了很多嚴峻的負面效果。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生育率低下，人口增長斷崖式下降。這個是和過度城市化、過度大城市化有關係的。我們可以發現，城市規模愈大，生育力愈低。歐洲和其它地區也有這種情況。
亞洲式的大城市化所造成的惡果最為嚴峻，我把它稱為「絕子絕孫」的城市化──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大東京周邊，韓國差不多一半的人集中在首爾，除了城市化水平還沒那麼高的越南生育率還可以，東亞儒家文化圈所有的城市都是低生育率。我們的城市化無疑出了大問題。
我覺得，鄉村振興戰略在一般人心目中，包括在學者心目中，還是沒有被當做國家戰略。鄉村振興應該是國家的大戰略，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不均衡，也不僅僅是因為共同富裕的需要，就單單一個人口問題，就足以讓人們思考鄉村振興的重要意義了。
我上次和我老家的領導討論了一下什麼是城鎮化，他就批評我們說，你們學者所定義的城鎮化都不正確，總是從戶口、居住地這些層面來定義。他說，我們的城鎮化要以「生活方式」來定義。我很受啟發。
城鄉生活方式的趨同
如果從生活方式來定義，可能對我們的城鎮化有非常深刻的指導意義。現在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趨同，城市的人想享受一些農村的味道，鄉下的人希望有一些城市的味道。包括西北最落後的鄉下，很多年輕人在進城打工了幾年再回去之後，也喜歡城鎮的生活方式，只不過鄉下沒有這個條件。如果要實現生活方式的趨同，那麼就要通過城鄉協調發展。
就這個問題，我提幾條具體的觀點：
我們要逐漸取消戶口制。只要戶口制度在，大家一直會把城市和鄉村對立起來談。我們應當談的是居住的概念：城市可以是農民居住的地方，農村也可以是城市人層住的地方。住在鄉下的就一定是農村居民、城郊居民嗎？住在城市的就是城市居民，不包括農民嗎？這沒有必然的關係。歷史上，我們數千年並沒有戶口制度，人口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
戶口制度是建國以後特殊的歷史階段形成的，我們今天不能把這個制度永久化。這個制度對經濟發展無益，而對人的尊嚴的傷害是很大的，因為人們總是把農村視為落後的象徵。我覺得至少可以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概念模糊化。而這就需要我們做很多的制度改革。
如果要取消戶口制度，就要實現土地制度改革。剛才顧先生說到，第一次農村包圍城市，是因為土地制度改革才會成功；第二次鄧小平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也是土地制度改革，即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第三次如果要成功實現鄉村振興，同樣要有比較深刻的土地制度改革。
現在鄉下的土地非常分散，尤其是宅基地東一塊、西一塊。今天的廣東省也是，珠三角農業用地非常的碎片化──珠三角應當發展工業的，但是也要做農業；粵北山區本來要發展農業的，現在也要發展工業，這導致了土地都是碎片化的。
浙江的統籌是做得比較好的，廣東省的統籌還有空間。廣東省需要多少農業用地，可以以省為單位向中央要求，在省層面來協調。長三角已經在嘗試跨省的土地整合，一個省之內的土地資源更應當得到整合。
要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土地領域。我們以前老是擔心土地過度集中，現在通過技術手段進行管理和監控是不成問題的。以前富人比較少，現在富人多了，分散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村，實際上不用擔心土地會過分集中。
城市要加快吸收消化更多農村進來的人。要把社會保障等各種制度平等化。我們要看到城中村的優勢：城市裏的煙火氣都在城中村，例如真正要享受廣州的美食、深圳的美食就要去城中村，飯店和高檔小區沒有什麼煙火氣的。
顧先生說到城中村的優勢在於和鄉下農民的互動，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主意。因為城中村有很多資源在裏面，如果和鄉下聯動起來是了不得的。這種聯動可以促成城中村成為消費場所，而鄉下的村是生產者，如果能形成一整套供應鏈、產業鏈，廣州、深圳城中村的人就可以帶動鄉下的富裕。我們可以做一個課題，這裏面很多的復合聯動系統是需要我們考慮的。
我們要防止形成超大城市，控制城市的虹吸效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已經太大了，儘管這些城市GDP很高，但是只生產GDP不生產小孩也是不行的。新冠疫情三年，大家已經有了深刻的教訓。城市那麼大，如果出現戰爭呢？歐洲經過了一戰、二戰的深刻教訓，兩次戰爭毀滅了大部分歐洲城市，他們再也不想這種事情發生了。城市越大越脆弱，城市各方面的安全還是要考慮到的。
一定要建設一大批中小城市，城鎮化也是需要的。所以，我們的中小城市要分散一點，分散化也是共同富裕的路徑。從人口結構來說，有一個規律是很明顯的：中國生育率哪裏最低？北上廣深最低。所以中小城市的建設非常重要，有助於改善人口生育大環境。
鄉村振興一定要實現人口的雙向流動。現在是單向流出，鄉村的流到城市，城市的流不過去。
也需要意識到，鄉村振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現在鄉村的文化衰落就令人擔心，很多歪門邪道、邪教都在農村，隨便一個人弄一個廟，大家就可以去拜，這是很不好的趨勢。我們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是怎麼保存和延續下來的？以前士農工商無論哪個階層，在那裏發了財、當了大官，最後還是要回歸鄉下的。他們回鄉，帶去的不僅僅是財富，更是文化，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文化載體。現在的農村人讀一點書就出來了，留在農村的都是沒有文化的，所以烏七八糟的東西特別多。
如何實現文化下鄉？很簡單，人要下鄉。現在的幹部或富人一退休，要麼在北京，要麼就在省會，不回去了，這是資源浪費。但要促進雙向流動，就涉及我剛才說到的土地制度的變革。
還要有村民自治等農民的參與性治理。現在我們已經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那麼如何真正使得農民有獲得感呢？這也是我們要考慮的，也是一個很大的農村治理工程。我們現在所處的是流動性社會，村民有權利參與，那麼住在農村的城市人，有沒有權利參與呢？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政策上需要考慮到的。
作為智庫，我們必須做一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總結。現在我們先要把浙江和廣東的經驗總結好。浙江是代表長三角的，廣東是珠三角的，如果兩個三角的鄉村振興做好了，將為中國的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做出很好的表率。因為最大的城市化就發生這兩個三角，如果我們能把珠三角、長三角鄉村振興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聯動起來，就能更好地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一份力量。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