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失落與香港窮途

我們可能正面對一個500年經濟歷史的終結,在去全球化、人口結構崩潰和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平。對香港來說,即代表人們所期望的疫後復蘇不會來臨。

筆者在本欄講地緣政治,通常是談些陸權、海權等傳統地緣政治學,甚少涉及香港,亦未曾觸碰近來非常火熱的晶片戰爭,以及所衍生出來的半導體地緣政治。不過近來有機會讀到地緣戰略家Peter Zeihan(下稱澤汗)所著的The End of the World Is Just the Beginning: Mapping the Collapse of Globalization(2022,中譯《世界不再是平的:後全球化時代的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預測》),作者回歸基本步,結合地緣政治學和人口統計學以預測未來全球政經局勢,儘管結論有點過分悲觀,卻讓我們更清晰地認清一些難以逆轉的趨勢──我們可能正面對一個500年經濟歷史的終結,在去全球化、人口結構崩潰和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平。對香港來說,即代表人們所期望的疫後復蘇不會來臨,目前所面對的困局並非暫時性,而將成為新常態,中國的情况也可能一樣。如此一來,大部分之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研判,勢必要作全盤修正。

若2019年是全球經濟頂峰

澤汗以去全球化和人口老化作為其兩大着眼點之所以獨具慧眼,不僅是因為全球化和人口發展將在未來短時間出現全面逆轉,而且兩者的效果也會互相加劇。我們這兩星期已親眼目睹,全球已有兩個熱點──烏克蘭和加沙──同時發生戰爭,兩場戰爭也在美中和美俄角力的背景下爆發,可見美國領導的秩序已讓位給脫序(disorder)。而美國秩序出現裂痕,亦意味着去全球化的加劇──全球經濟的餅不止會縮小,而且還正在碎片化成為不整合的小塊,這也是為何澤汗斷言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它們在2019年經歷的穩定或成長程度的原因。

禍不單行的是,全球老齡化與去全球化正在同時發生。勞工年齡層在2020年代進入大規模退休,2022年和2023年會是大部分地方的嬰兒潮世代跨越65歲並退休的時候,他們的人數佔所有技術勞工的一大部分,在短期內失去這麼多高技術勞工,意味未來勢必出現勞力短缺和勞力通膨。更甚的是,已發展國家都將進入人口發展的末期,中長期將面臨人口結構瓦解。

我們須知道,經濟發展、生活品質、長壽、健康和人口增加,都取決於全球化的運作,或者就現在的情况來說,則是去全球化;假如全球化終結,全世界的死亡率將上升,同時既定的人口趨勢意味出生率將繼續下跌,令全球都會遭到去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的夾擊──可是對於這重要警號,目前大部分人口推算還沒有把一旦全球化結束後,全球會陷入何種情况納入考慮。在這兩重夾擊下,全球老齡化正導致技術勞工的供應崩潰,大部分國家恢復到疫前的期望已相繼落空,現在甚至已喪失轉換到一個更新、更適配的立足點的機會,只能見步行步。

再加上香港在中美角力下首當其衝,令它以最傳統但也最突兀的地緣政治方式,脫離美國秩序並迎接全球化的終結。(Shutterstock)
再加上香港在中美角力下首當其衝,令它以最傳統但也最突兀的地緣政治方式,脫離美國秩序並迎接全球化的終結。(Shutterstock)

香港承受去全球化與人口衰退雙重打擊

香港長久以來作為全球化的寵兒,事實上正是美國秩序的產物(且不說中國崛起同樣是美國秩序的直接結果)。沒有全球化,香港肯定不會有如此成就;同樣,沒有全球化,過去幾代人的成就很可能將化為烏有。在人口結構改變下,廉價、容易取得、無處不在的融資時代正要結束,資本面臨的最大風險將出現在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地方及勞動力退休速度最快的地方──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正是首當其衝,而中美交惡、市場低迷,以及近年嚴重的人口和人才流失,更是雪上加霜。澤汗的分析讓我們了解到,在去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的時代,不保住自己的人才,特別是高技術人才,是世上最愚不可及和最無可挽回的大錯,但大錯早已鑄成,令人更傾向相信香港當前的困局實則是新常態的表現,難以回天。

因此,香港可能將面對一個無法帶來增長的資本主義。相對於一般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情况下,那些已經有政治關係和財富的人將操縱制度,以控制愈來愈大部分的日漸縮小的餅,但在香港,寡頭階級的崛起已提早於2020年出現,粉碎了中產階級或驅使他們離開,導致人口和人才嚴重流失。再加上香港在中美角力下首當其衝,令它以最傳統但也最突兀的地緣政治方式,脫離美國秩序並迎接全球化的終結。這一切顯示香港的「設定」與它所身處的環境完全是錯配,需要大規模轉型才能夠克服,然而制度的任何改變需要大量資本,可惜香港已不具備這樣的資本進行制度轉變,所以這狀態基本上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香港需要一次大規模調整,可能會以樓價大跌為開端,但過程肯定是漫長而痛苦的。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已不再是充滿可能性的地方,即使是這樣,也不應將僅有的可能性抹煞掉。(亞新社)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已不再是充滿可能性的地方,即使是這樣,也不應將僅有的可能性抹煞掉。(亞新社)

香港需要去風險化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已不再是充滿可能性的地方,即使是這樣,也不應將僅有的可能性抹煞掉。現在北京想推倒美國秩序,但自己的秩序又未建立起來,可是又想香港左右逢源,卻又不給予香港所需要的彈性,事事要香港歸邊,最後只好叫香港去中東、東盟和一帶一路自求多福,這如非刻舟求劍,就是在自絕後路,至少是斷了香港的生路,而且背後幾乎不存在任何避險考慮,甚至可以說是去風險化(de-risking)的反面。北京和香港必須了解到中美或全球經濟仍是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而歐洲甚至美國對此的做法不是自絕後路或脫鈎,而是去風險化,以保護自身的經濟安全,儘管是如履薄冰,但歐盟何嘗又不是夾在中美和俄美之間,可見除此之外亦別無他法。

不過就在這個全球化正在結束的時候,中美關係出現了止跌回穩的迹象,這對於香港來說,可能是最後一絲希望──如上文所言,香港本來的「設定」很大程度是全球化與西方導向,在很多方面是難以轉型的,所以如今香港可以做的,除了去風險化之外,就只有盡可能推遲全球化的崩解,當中最關鍵的是中美關係,而香港在這裏是可以扮演一定角色的,至少近期中美雙方對此都抱有一定期望,希望取得積極成果。所以窮途不等於末路,北京和香港必須抓住契機,與美國加強交流和合作,同時北京也須給予香港彈性和空間,促進港美關係正常化,設法讓香港恢復其本來角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