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研究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有何深意？

1978年，錢鍾書出席在意大利召開的歐洲漢學會議，他做了一個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報告，他說：「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裡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對民國學術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錢氏諷刺的那位「無聊」的學者，就是史學泰斗陳寅恪。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是1944年陳寅恪在清華大學講授「元、白詩歌研究」時的一件趣事。當時文史專家唐振常在燕京大學求學。據唐氏回憶：「第一課是講《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這個話聽起來很怪。當時著名導演賀孟斧寓成都，與我相熟，他耳聞先生大名，想來聽課。我告訴他，第一課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問題。他以為無聊，便不來了。其實，先生是以這個題目帶出唐代婚禮制度，乃重要事。」

陳寅恪乃國學大師，聲名遠播，第一課就講如此出格的題目，難免遭到非議，受到責難也並不奇怪。在保守的國人看來，這樣的問題實在難登大雅之堂，由一位國學大師在堂堂清華大學講此題目，難免令人感到無聊，甚至下流。須知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社會風氣遠較今日保守。其實陳寅恪此舉並非無的放矢，更非嘩眾取寵，而是大有深意的。陳寅恪不但將「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放在課堂上討論，而且在其學術論著《元白詩箋證稿》中對此問題詳加考證。

同樣問題早有前人考證

本來，楊貴妃嫁的是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壽王李瑁。唐玄宗要兒子將老婆讓給自己，娶的是比他小34歲的兒媳。那麼，楊貴妃既已嫁過別人，為什麼會有人討論其入宮為貴妃時是否處女的問題呢？事實上，陳寅恪並非探討楊貴妃入宮時是否保有處子之身的第一人。早在清初，學者朱彝尊就在《書楊太真外傳後》一書中考證此問題。朱氏在《曝書亭集》〈書楊太真外傳後〉說：

太真外傳，宋集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於壽邸，度為女道士，住內太真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集］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林甫，副以黃門侍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為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備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即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為女道士。敕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迫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為女道士。蓋帝先注意於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曾受冊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後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為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為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遂，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真。史稱不朞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於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俞《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詠妃入道，一詠妃未歸壽邸，一詠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

就朱氏觀之，開元23年12月24日，楊玉環被冊封為壽王妃，開元24年，李瑁之母武惠妃就去世了，李瑁理應為母守孝。再者，壽王娶楊氏為妻，必須經過一系列繁瑣的禮節，如納采、問名、納吉等。當壽王尚未完成一切禮節，正式迎娶楊氏之時，玄宗已與楊氏見面，且驚為天人，遂於開元25年正月2日令其出家為女道士。未幾，楊氏則由道院進宮服侍玄宗。由於楊氏根本未進壽王府，與壽王完成「同牢」，也就是「同房」之禮，故楊氏由道院進宮時無疑是「處子之身」。

陳寅恪不同意朱氏之說。他在《元白詩箋證稿》指出：「其冊妃之前為請期，其後即接親迎，同牢。是此三種典禮之間，雖或有短期間之距離，然必不致太久。即如朱氏所考楊氏之受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為女道士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則其間相隔已逾一歲，頗已有舉行親迎同牢之危險矣。何況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武惠妃尚在人間，其薨年實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是楊氏入宮，至早亦必在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間相隔至少已越兩歲，豈有距離如是長久，既已請期而不親迎同牢考乎？由此觀之，朱氏「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之論，殊不可信從也。」

根據陳氏詳細考證，發現朱氏錯誤判斷武惠妃的死亡時間。楊玉環被封為「壽王妃」兩年後，武惠妃才與世長辭。朱彝尊認為是開元24年，陳寅恪認為是開元25年年底。朱氏的根據乃是《舊唐書·楊貴妃傳》明文記載：「二十四年惠妃薨」，《新唐書》亦持此說。然而，這條記載殊不足信。若然朱彝尊翻閱《舊唐書·武惠妃傳》，就會看到明確記載：「惠妃以開元25年十二月薨。」

事實上，其他史料也明載武惠妃卒於開元二十五年：

《舊唐書》卷9：「（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
《新唐書》卷5：「（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薨。」
《唐會要》卷3：「玄宗皇后武氏……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

由是觀之，李瑁守孝之說不能成立。

借楊玉環處女問題研究李唐皇族家風

此外，陳寅恪從唐朝王爺娶親之禮儀入手，結合唐人娶親之風俗，指出李瑁納楊玉環為妃已有兩年之久，他有充裕的時間完成「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冊妃、親迎、同牢」等繁文縟節。按照唐朝親王娶親的禮儀，迎親當日就要「同牢」，也就是同房，李瑁生了五子二女，並非性無能，楊玉環又天生麗質，才貌雙全，《舊唐書》說她：「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面對如此尤物，李瑁斷無坐懷不亂之理。豈有訂親而不迎娶，迎親而不洞房之理乎？是故楊貴妃入宮前已非處女無疑。

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決非無聊下流之輩，也不是什麼「考據癖」、也沒有什麼「處女情結」，他研究楊玉環的處女問題，是為了論證唐朝的婚禮制度、李唐皇室的血統家風諸問題。由於李唐皇族乃胡化漢人，也就是久與胡人雜處，沾染胡人風俗，其家風極為開放，與漢族傳統迥異，故唐玄宗並不介意楊玉環是否保有處子之身。陳寅恪治學，往往從小處入手，通過嚴謹考證史料，收以小見大之功。

誠如季羨林在《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所言：「寅恪先生考證不避瑣細，但絕不是為考證而考證，小中見大，其中往往含著極大的問題。比如，他考證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這個問題確極猥瑣，不登大雅之堂。無怪一個學者說：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風。在這個問題上，漢族與少數民族看法是不一樣的。寅恪先生從看似細微的問題入手探討民族問題和文化問題，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論堅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