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15年的經濟增長差強人意。
19日數據公布後，幾乎所有傳媒都用「25年最低」這一有些負面意思的標題報道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資訊。本來，6.9%的 GDP 增長基本符合人們的預期，也是可以接受的結果。人們所以若有所失，在於經濟增長連續多年下行，除了無復當年感慨外，還有不知伊于胡底的擔憂。
人手經濟與人腦經濟的一道坎
是的，中國經濟在鄧老改革開放下，乘全球化東風，橫掃全球人手職位，成功完成人力經濟向人手經濟的過渡，以極快的速度實現工業化。近年增長放緩的原因是人手經濟與更高級的人腦經濟之間存在一道坎——不是所有經濟體都能順利跨過這道坎的，即使後來證明有能力跨越的，在坎前徘徊一段時間也是常態。
同時，中國過去多年，由於體制因素，貪多務得累積了大量資源配置的問題，即產能過剩和負債過高的泡沫問題。2016年將會是中國經濟面對這兩方面問題的一個典型年份。
能否從人手經濟跨進人腦經濟，是中國真正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先進國家行列的關鍵。中國政府近年提出的很多口號、文宣攻勢、乃至政策措施，意圖推動中國朝這一方向演變。口號與文宣只是向人們宣布意向，創新現在大家都知道是好東西，沒人說我們不要這些好東西，但口說喜歡未必有助現況。以色列從前稱為以色列谷，訪問這個創新國度時就注意到，當地人很少把「創新」掛在口邊的。
以人的技能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人手經濟，轉型升級為創新為主導因素的人腦經濟，需要包括文化、政治、經濟、諸多因素的配合，始可臻於成功。這裏只指出關於經濟結構方面之一端（本欄將專文就中國從人手經濟向人腦經濟升級轉型問題作全面分析）。
創新 先要留住聰明人
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首先在於市場經濟通過競爭促使經營主體殫精竭慮創新，因為只有創新才能真正壓倒對手。當經營主體把創新放在第一位，經濟社會才能逐步升級轉型。
中國現行的國家主導的經濟制度結構，脫胎於人力經濟時代（即毛澤東時代），形成於人手時代。這種結構在當年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說是優越性。因為它有助於全球化浪潮中，從諸多競爭國家脫穎而出，橫掃全球人手職位，成為世界工厰，實現崛起騰飛。但是這種結構在升級轉型為人腦經濟時卻變得不再合時。
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國家的經濟職能包括直接介入經濟資源的分配，明顯影響經營主體的取向。且不說國家擁有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政府的各種行為影響決定了企業的興衰榮辱。這樣大部分企業以發展與政府的關係，乃至等而下的與政府負責人的關係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大家知道，創新是聰明頭腦在社會激勵機制下的努力成果。成功的人腦經濟體，把聰明頭腦都引導到技術創新的相關領域中去。中國政府擁有無上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政府官員有最高的社會地位，這樣，大部分聰明頭腦便被吸引到不需要創新能力的政府部門，人們常說，中國政府有着最大的博士群體就是明證。需知中國本來已有聰明頭腦大量外流的問題，留美中國學子出多回少眾所周知。
如果不徹底改變在人手經濟下的經濟制度結構，使聰明頭腦流向創新領域，使企業覺得除了創新沒有其他路徑可以通往成功，則中國升級轉型難以計日程功，甚至諸多窒礙。
政治需要與經濟現實的矛盾
中國經濟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早幾年過度擴張造成的產能過剩。這種過度擴張帶來過高負債。如果急速收縮棄置過剩產能，一則經濟放緩過甚，在政治上帶來難以接受的後果；二則銀行需要為此大量撇賑，弄不好產生金融危機。在中國目前政經環境下，只有一方面聲言要去產能，另一方面採取寬鬆措施，進行剌激以保經濟增長在政府所說的合理區間之內。這也正是本文標題所說的「政治需要與經濟現實的張力」，其實也就是一種矛盾。
在這一因素制約下，消化過剩產能的過程將會拖長，延長經濟下行的痛苦。由於需要去產能，政府不敢過於進取放鬆銀根，資本市場期望的雙降遲遲未見動靜，正是基於這樣的顧忌。
為保增長，去年政府剌激房地產市場，希望吸引更多農村居民進城買樓，既解決房屋供應嚴重過剩，又推動產業鏈最長的房地產發展，達到推高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農村居民進域買房的誘因受到財力制約，只是通過居住權乃至戶籍的授予，未必能轉換為購買力。
更大的問題是，剌激房地產是雙刃劍，難以長期維持。尤其是剌激轉變為樓價持續攀升將帶來泡沫問題。同時政策效用遞減，無可避免使今年政府繼續以房地產作為保增長的主要政策措施帶來效果成疑的問題。這樣保增長或無着落。
一帶一路2016年難有重大貢獻
政府幾年來眼光向外，盤算解決產能過剩及保增長，那就是一帶一路的宏大構思。政策重點，是向一帶一路沿途數十個國家推銷被稱為中國名片高鐵為主的基礎建設，並以此為目標倡議推動設立了亞投行。雖然這種做法（把過剩產能推出國外以圖解決國內困局）曾受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及民族主義思想理論的嚴厲批判，但今是昨非，在經濟上不失為一石兩鳥的高招。
如果真正達致預想的效果，高鐵的出口將帶來外部需求，推動高鐵及其它基礎設施相關產業的產能利用率，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同時有助中國形象，增加軟實力乃至得到地緣政治層面的利益。
這政策構想在經濟上能否對中國經濟去產能保增長帶來真正意義的助益呢？這要看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國情與中國欲推銷產品是否合於符節。我們看看高鐵，這種交通工具興起於日、法、德三國。這三個國家都有共同特點：國家富裕、居民密度高、城市化水平高、人民集中居住在幾個大中城市，這樣高鐵才能充分發展它的長處。相較而言，一帶一路沿途幾乎所有國家，或貧困、或國大民稀、或小國寡民，發展高鐵太奢侈，不合經濟發展階段。因而期望此一政策在2016年貢獻重大未必合乎實際。
中國丟掉印度這個西瓜
其實向外看，最有潛力吸納中國過剩產能的國家根本不在天邊，而在近鄰——那就是印度。以發展高鐵為例，印度人口與中國相約，國土僅及中國三分之一，即人口密度高出三倍，相當於中國東部的人口密度。大家知道，中國高鐵多建於東部，營運也以東部線路最具效益。印度經濟正值起飛前期階段，去年經濟增長已超越中國，抓住印度，不要說高鐵，幾乎可以完全消化我們的過剩產能。
一帶一路65個國家，只是名單已洋洋灑灑，真正目光遠大，雄才偉略——但論經濟潛力未必及上印度一家。只是非常可惜，我們丟掉印度這個西瓜，印度高鐵決定採用日本的技術，與日本合作興建。這其中有中印兩國地緣政治層面互相猜疑的因素。國家外交政策應該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且要與時俱進，這是鄧老帶領中國走出人力經濟升級轉型至人手經濟的寶貴經驗。
當年改革開放，鄧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國策後，馬上風塵撲撲，首途美國，為改革開放尋求外部助力。據後來透露的資訊稱，鄧老當年訪美是冒被暗殺的風險。今天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印度拉過來呢？要知道民族主義，尤其自大的民族主義，絕不有利於經濟發展。看國內那些妄自尊大的強國人，對美日說我國比你大，對印度說我國比你先進。其實身為有自信的大國，首先有海納百川的雅量，即使不能如北美各國和睦相處，也應如歐洲各國化解歷史積怨，成為互相倚賴的鄰邦。如果做到這點，中國將從印度的起飛中獲益無盡。
2016年 人民幣繼續困擾中國市場
最後談談2016年中國的金融領域的形勢。
最壓倒性的問題是人民幣幣值的走向。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管理當局思慮不周、缺乏通盤考量、欠缺全局意識而惹出的麻煩。人民幣國際化是長期過程，選擇在什麼時候突破須考量各種因素。人民幣匯率選擇在去年8月初作出明確改變的行動是再彆腳不過的了。當時 A 股正在完美風暴的旋渦之中，暴力救市不湯不水，再來一個影響深遠的匯率政策轉變，使資本市場一片混亂。
匯價貶值對於實行自由兌換而有健全外匯市場的國家，如歐羅、日元、英鎊等根本不是問題，甚至有助益。人民幣則完全不同。從1993年朱鎔基實行匯率並軌以來，人民幣持續22年單向升值，累積大量人民幣好倉，也吸引大量資金流入中國。匯率政策的明確改變，滋事體大，引起激烈的資金流動，掀起巨大浪潮。
在中國經濟最需要穩定以防止高負債釀成金融危機的年份，作這種並無即時利益的改變，只能給自己添煩添亂，智者不為也。這種改變不是匯率的問題，而是資金外流的問題。讓它作自由落體式的貶值，可能釀成即時的金融危機。挺任匯率則人們乘高走資，大量消蝕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問題將在2016年困擾中國金融市場。
至於 A 股，因為去年當局欲速而不達的造牛政策，釀成 A 股20多年歷史上首次真正意義的股災（在這之前只有熊市而無股災，如2007至2014年之役）。繼而大肆宣揚的暴力救市卻愈救愈跌，從聲言救市的滬指3,700點上下，跌至最低時的2,850點。
股災一役，使作為 A 股主力的個人投資者創痛鉅深，加上今年初的熔斷鬧劇，個人投資者極需休養生息。對於管理當局而言，因為人民幣匯率轉向釀成資金外流風潮，如果不顧一切再催生新牛市，恐怕只是替他人作嫁衣裳，事倍功半之餘，更是自添煩惱。因此今年 A 股難有令人驚喜的大行情，偏安已算萬幸。你願意作它稱為慢牛也好、慢熊也好，無傷大雅。
今年中國經濟，就會是在這種需要與現實張力下運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