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可以起計自太宗貞觀之治，歷高宗永徽之治,至玄宗開元而達極盛。
太宗一朝，確定優良制度，有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調制、科舉制、三省六部制；加之名臣賢相輩出，幹將如雲，四夷宾服，各族尊號太宗「天可汗」。
盛唐詩人韋應物《登高望洛城作》:「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
杜甫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然而玄宗一朝，大唐轉盛入衰。《新唐書》:「觀乎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百蠻；及天寶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
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
天寶之亂，起自天寶14年，延續前後共八載(755-763年)的安史之亂。安祿山以三鎮節度使的兵力,起兵入京，禍亂偏及整個北方，叛軍攻陷洛陽、長安，玄宗逃亡入蜀。雖有賴張巡、許遠死守睢陽,阻延叛軍南下江淮，亦得郭子儀、李光弼借回紇兵平復叛亂。然而,安史之亂，死亡人數之鉅，駭人聽聞。《資治通鑑》記安史亂平後翌年(即代宗廣德二年,764年)：「是歲，戶部奏：戶290餘萬,口1690餘萬。」天寶14年總人口曾達6000萬至9000萬，至安史亂後僅餘不足四分一。數據或稍有出入，但戰禍之慘烈，當時戰爭的殘暴，以及對北方平民百姓的虐殺，可謂屠戮殆盡。
唐室為求及早結束戰爭，不惜招撫安史降將，並委之為節度使，容許其繼續擁兵地方，形成日後藩鎮割據的局面。《資治通鑑》:「由是（藩鎮）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200餘年。」
考安史之亂，禍源於安祿山任為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15萬，胡將胡兵，戰力與兵員，皆超越京師。如此失衡局面，與唐初兵制及軍事佈局背道而馳；安史之亂，由此而可生出遠因及近因的分析。
盛唐的根基在制度建立，其中府兵制實行關中本位及兵不專將、將不專兵，既可充實京師兵力，亦防患地方軍隊叛亂。兼之府兵制寓兵於農，並與均田制配合。
均田制崩壞釀禍端
而均田制的實行，既保證農民生活的安穩，亦是府兵制度得以有序施行的基礎。
及均田制因吏治、土地兼併等原因敗壞，府兵制亦難以維持；埋下唐朝由盛轉衰的遠因。
玄宗開元十年(722年)設十大兵鎮，分任9名節度使及一名經略使駐防邊地，又因其位高而兼領所在州郡按察使、安撫使等職，握有兵馬軍權同時，凌駕州郡長官而掌控地方財政、司法、行政等權，埋下割據地方及起兵叛亂的條件。
安祿山任三鎮節度使之前，玄宗已曾以王忠嗣任為四鎮(河東、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
玄宗、安祿山、李林甫、楊國忠所作所為，承接均田制、府兵制，以至三省制的敗壞，成為安史禍亂的近因。
翻看歷朝盛衰起落，事件名稱各有差異，事件性質卻多有雷同。漢代黃巾之亂而賦兵權牧郡長官，亂平後而有州郡割據，開三國兩晉南北朝分裂400年局面。
晚清內憂外患，八旗綠營早已敗壞；太平軍興，唯有依賴地方練兵平亂，湘軍、淮軍丶楚軍，以及接之而起的北洋新軍，成為民國北洋軍閥的淵藪。
至於田制破壞，故然影響民生，亦動搖税收。國賦不足，皇室及中央首當其衝，必然改革稅制以自保供應不缺。均田敗壞，租庸調制難以施行，唐德宗年間改行兩稅法。相若情況，明代以黃册、魚鱗圖册作賦稅基礎，稅制敗壞至神宗朝張居正改行一條鞭法。清代康熙朝號稱盛世，至雍正朝已要改行攤丁入地。
田地及賦稅制度的敗壞，根本在於皇室、豪強、官吏侵佔、兼併土地，歷朝稅制改革只能若干程度顧及皇室及中央開銷支出。對於民生及良好軍隊制度的維持，難以兼顧。未進入現代化的政府，數字管理不善與資訉滯後，財政與税賦制度一旦崩壊，民變與地方割據，自是持續蜂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