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細雨，本來那濕潤的空氣，是讓大地回春、生機再現的載體，這幾天卻成了告別儀式裏那也許會令人窒息、使人混沌的氣味。毛毛雨點中向世人辭別的，是日本文壇匠人、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而伴隨大江先生一同向世人告別的，是先生那少數能令日、中、外各界均為之折服的風骨。
入世的工匠
在下陸版的《巨星經濟學》，有3篇專門討論《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小文（下稱為「巨星萬延」）。《萬》是大江健三郎較早期的作品，文體屬史詩式長篇小説，也是諾獎評委點名作之一。而因為大江辭世，不少文壇泰斗均發文悼念，當中有不少的評論，或可看成與「巨星萬延」對話錄。
在「巨星萬延」中，在下開宗明義的以經濟金融的視角閲讀《萬》，為的是想避開多如牛毛的關於大江先生的文學風格和藝術的討論。但若從莫言先生對大江的評語出發，那麽我得承認，迥避是徒然的，大江先生的作品，不是來自象牙塔，不只是文藝腔的，他從來都是入世的作家，像經濟或金融學要解決生活和資源調配的難題一樣，先生所寫的，本質上就是「干預社會」、「介入政治」。所謂「文學」的屬性，僅是人們給大江先生的標籤──其實，大江不一早就寫過他與諾獎經濟學人、印度裔哈佛教授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有深度交往的嗎？
莫言借魯迅先生的説話，指先生的作品，不是「書生」躲進小樓，寫出「自得其樂」的「風花雪月式的文學」作品，而是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関懷」，有「嫉惡如仇」的「靈魂」！
發展的模式
從發展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我在「巨星萬延」中，以大江先生的「新生活」的筆觸，寫下「大江健三郎這一代人，窮了一輩子，就是要積極地把歷史的傷痕擦掉，建構一個『新生活』所需要的典範」，即在美式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蘇俄式社會主義之外，以日式的國家發展資本主義這種東亞模式，摸索前進；而由宏觀聚焦到微觀、在個人的層面看的話，這就是大江先生筆下的山谷原住民和美式超市老板，在借貸和消費選擇的博弈。
原來莫言先生在重讀大江的作品後所做的總結之中，第一條就與上述村民與新經濟體的角力相關，也就是莫言所言的「邊緣──中心對立圖式」。這方面，莫言並沒有多言，直接用上大江的演講語，引述「我（大江）的作品……反映了日本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狀況……把東京視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視為文化的中心……我把自己定位到邊緣……（並）幫我重新發現了中國、韓國和沖繩等亞洲文化的特質。」
莫言形容大江的邊緣中心對立論，「實際上還是故鄉對一個作家的制約」，以故鄉的「素樸」和「原始的鄉野文化」，對抗「外來的」和「城市的文化」，是「峽谷中」的「民間文化」，與「官方的」和「城市的文化」對峙。莫言並指大江「對世界文學、尤其是對第三世界的文學，具有深刻的意義」，因為「他（大江）把邊緣變成了一个新中心……是國家的縮影……是關（繫）於世界……具有普遍意義」的。
最後這一段，豈只是「文學」？如換上「經濟發展模式」，似乎仍然是字字鏗鏘、擲地有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