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傳世著作《思想錄》中評論道：「克麗奧佩特拉的鼻子長一吋或短一吋，世界或許就會不一樣。」
克麗奧佩特拉何許人也？那就是世人所稱的埃及艷后，即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帕斯卡的意思是說，這位據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花羞月之色的艷婦，其美貌影響了歷史的發展。因為她使安東尼為之癡迷，改變了凱撤大帝被剌後，安東尼與屋大維爭奪凱撤繼承人戰爭的結局。
埃及艷后的故事二千多年來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傳奇，吸引無數的文字巨匠的如椽大筆，從莎士比亞到荷里活的創作人也有。我們不評論帕斯卡的說法是否中肯，但是人類歷史確實存在偶然性，很多時候這種偶然性主導了歷史的進程，直到近世還是如此。尤其是，當權力由個別人或封閉的政治集團所掌控的時候，這種上帝擲骰子式的偶然性，更在歷史關鍵時刻發揮了主導作用。在這種我們稱之為專制制度的國度中，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就是在一場擲骰子的豪賭中決定的。當然既然是豪賭，就不註定開大或開小。
毛澤東與革命——歷史的偶然
毛澤東革命後建立的紅色政權，其性質所屬無庸筆者贅述。紅色中國前半段的歷史，完全由毛澤東一人聖衷而定去向；毛之後，尤其是混沌不清，真龍未出的時候，也就是那麼不到十個人博弈而生消長，最後定出勝負的過程。在這種語境條件下，紅色中國迄今的歷史，儘管也不可避免經過正題、反題和合題的，表面上有些歷史決定論的演變，期間的偶然性其實亦發揮了決定作用。
18世紀以還，隨着動力機械的發明，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人類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在工業革命帶動之下，西歐為主的西方國家力量大增。從正面看，這些國家把工業革命這一象徵人類駕禦自然、造福自身的福音，通過貿易傳播給全世界——當然，也伴隨戰爭及其帶來的苦難。中國因為其社會結構、統治方式與文化傳統，一方面沒有產生工業革命的沃土，另一方面統治者及精英階層為了政權的穩固，越來越趨向於閉關鎖國，避免與外來文明打交道，專注於壓榨昣域遼闊，物產豐饒，刻苦勤勞的天朝臣民。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西夷以堅船利炮打開天朝國門，驚訝的皇上和他的統治班子，才發現一個強大的西方從天而降。從此，西方的事物以如水就下、不可阻擋之勢，不斷進入中國。中國也以有時情願，有時不情願的心態，逐步接受西方或者說現代社會的器物、制度乃至觀念意識。一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未，由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的荒年失政，引發農民戰爭相結合成功的毛澤東革命，中國再次重回西夷東來之前的國度，與現代性再次絕緣。
毛澤東的中國是毛澤東個人意志的外化形式。他是這樣形容自己的思想譜系的：馬克思+秦始皇+陳勝王。這其中秦始皇和陳勝王是多一些的，因為馬克思的東西在毛那裏本來就不多，從現在已見到的故實看，幾乎沒有毛認真閱讀馬克思大部頭理論的記錄。反而，他造出了很多把秦始皇或陳勝王的行為安給馬克思的奇談。比如文革初期煽起紅衛兵運動的那句著名最高指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柢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正是這種一個人的意志決定紅色中國的歷史發展走向的事實，中國的走向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大家知道毛澤東統治中國的脈絡，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說，是一條不斷向左傾斜，最後形成極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並以文化革命的大災難告終的過程。這一路線的形成和發展，今天看來絕對荒謬，對於一個曾經有能力從光棍一變而入主中南海的政治強人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些與毛有親身接觸的人認為，這條路線的形成，肇始於毛與蘇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雄心，要走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這是一種有相當根據的看法。毛的路線尤其是這條路線的最後表現形式：文化革命與毛澤東的生命一起及身而沒。至少在後來三十多年，他的傳人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毛的極左路線，尤其是文化革命，以毛的壽命共始終，有時代趨勢的原因，更有着歷史的偶然性。尤其是隨後的改革開放和大國崛起，更充滿喜劇色彩。
毛岸英之死——「紅色懿文之殤」
大家知道毛在晚年，和歷史上很多開國之君一樣，信任半徑不斷收縮。文化革命是最典型的寫照。文化革命毛的先鋒實際上只有江青。在他生命終結前的一段時間，他的姪兒和外甥女等等，是少數能接近他、傳達他意旨的關鍵人物。總之，毛臨終之時，與他的股肱之臣、文武百官，已經相當隔閡，用苦雨淒風描述毛彌留之際的處境絕不為過。毛身故後政治格局的丕變，正應了毛在激憤時說的一句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真有一言成讖之效。歷史就是這樣以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偶然，戲弄那些自以為能駕馭歷史的強人。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屬意長子朱標繼承江山作為君，可惜天不假年，先太祖而去，被謐為懿文太子，明朝的歷史從此改寫。很明顯，要是孝康皇帝（建文帝坐天下時給他父親的帝號）坐天下，朱棣未必敢稱兵造反。大家知道，毛的長子毛岸英，受偉大領袖悉心裁培，蘇聯留學回國之後，被派去參加土改，了解國情，接受鍛煉。韓戰爆發，又被送到彭德懷身邊經歷戰爭洗禮。誰知炸彈無眼，竟爾成仁。
有很多談論韓戰對中國後來發展影響的文章，結論是耽誤了解放台灣的大業，欠了蘇聯一屁股戰爭債。事實上，韓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莫過於紅色懿文太子之殤。沒有韓戰，台灣或許真的在60多年前就解放了，但也不過是讓幾千萬台灣人一起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災劫罷了；必然不會有改革開放後來到大陸的千億計的台資了。漢文帝曾有《賜南粵王趙佗書》名世稱「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台灣在中國崛起後回歸，或許是更好的結果。
毛岸英之殤這一歷史的偶然，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尤其是毛澤東身後的政治格局，雖然是一種假設性的論題，但對了解改革開放重新與世界接軌國策的來由不無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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