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藏留佳話，至樂藝展尋──至樂樓主人的鑑與藏

香港藝術館成立於1962年，為慶祝建館60周年，去年12月，推出一系列的展覽，展覽各有主題，展示不同的作品，亦各具特色。

20世紀50年代，大量書畫文物從內地流入香港，外國畫商、收藏家爭相搶購。「至樂樓」主人何耀光先生（1907-2006），於其時亦開始購藏中國書畫，希望盡一分國民責任，致力保存國粹於海內，成為香港三大重要中國書畫收藏家之一。

何氏家族在2018年以及2021年，先後捐贈共365件至樂樓珍藏的中國書畫予香港藝術館，為了永久展出這批珍藏，香港藝術館於2019年翻新重開後，特別設立至樂樓藏中國書畫館，並先後舉辦了「眾樂樂」、「淡泊明志」，以及「至樂樓藏中國書畫第二次捐贈珍品展」幾個展覽。

先鑑後藏揚文化

一般的書畫展覽，多聚焦於介紹作品的筆墨意趣，而「至樂樓主人的鑑與藏」展覽，比較別出心裁，展出至樂樓30套藏品，藉以「細說收藏家何耀光的收藏軼事，並分享其書畫鑑藏心得」，透過展品，讓觀眾了解鑑賞與收藏之間的關係，同時亦反映了本地收藏的發展，並揭示香港在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這個以全新視角策劃的展覽，實在非常難得。

何耀光早年曾收藏了一副對聯「為善最樂、讀書更佳」，為清代著名書法家伊秉綬（1754-1815）所書。他頗為欣賞箇中含意，並視之為格言，遂以「至樂樓」命名其書齋，除了表達鑑賞古書畫所帶來的無窮樂趣外，更寄予「為善至樂」之意。

藝術館館長（至樂樓）鄧慶燊（Sunny）指出，「齋號所代表的，往往是書齋主人的志趣，此對聯為何家珍藏，藝術館特別為了這個展覽，借來展出，以標示『至樂樓』命名之來由。」

他強調：「何耀光對其藏品珍護有加，對每件作品的收藏原因、書畫作品的感想，都悉心撰寫了跋語，所以這次展覽，刻意從藏家的角度出發，着墨於收藏過程中的個人理念，鑑定心得以及收藏軼事，使其身份和角色更為突出。」展覽特別挑選了7套藏品，重新聲演了跋語的內容，猶如何耀光親身向觀眾訴說他的收藏見聞和鑑賞心得。

這次展覽主要分為「鑑」與「藏」兩部分。說起鑑藏，二者關係密切，「鑑」是「藏」的第一步，只有具備了鑑定的技巧，然後進而「收藏」，才能享受箇中的樂趣。

四大法則辨書畫

書畫鑑定的方法，可謂五花八門，而這次展覽，為觀眾歸納出4個常用法則。據鄧慶燊介紹：「一是注意時代特色及個人風格；二是細看款識及題跋，款識就是作者在作品上的簽名落款，而題跋則能顯示作者、時人或後來的藏家對於作品評價，以至收藏記錄、考證等；三則有賴印章及著錄，藏印是收藏家收藏過作品的印證，而著錄則是藏家相關記錄，從而得知作品當時的狀態；最後是材料及裝潢形制，以科學鑑證的方法進行檢測，有助推斷作品的年代。」

展覽選取了《煙江疊嶂圖》作為例子，用多媒體互動裝置，逐一展現這4個鑑定法則。這幅長卷是晚明畫家吳彬在1603年9月28日創作，作品流露古雅氣息……畫上鈐有「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印，後於1923年1月23日，由宣統皇帝溥儀，以賞賜為名，交予其弟溥傑帶出宮外變賣。而何耀光則於1957年，在美籍猶太裔古董商侯士泰（Walter Hochstadter）手上買回來的。鄧慶燊慨嘆：「很多精品佳作，就是這樣流散出來的。」

他繼而指出，「對於初學者來說，了解時代的特色和畫家的風格個人，實在不易掌握。但有關款識、題跋，以及印章、著錄等知識，則可以循序漸進，逐步學習，也不算太難。只需要將解構出來的資料整合和比對，也可以重組作品的流傳歷史。」

展櫃內擺放了《煙江疊嶂圖》的原作，與展壁上多媒體裝置兩相對照，讓觀眾細賞真跡之餘，更可輕觸牆身，透過互動方式，初步掌握一些書畫鑑定的入門方法。

文物流傳多軼事

何耀光認為透過研閱書畫，對培養個人涵養、性靈和曠達的心境均有莫大禆益，同時亦能達致「成教化，助人倫」之效，故其選擇藏品，素以「先人品而後藝事」作為準則。

展品之中，有一件特別珍貴，可說是一件從廢紙堆中撿回的手稿，那就是方孝孺（1357-1402）的《行草書送俞子嚴序稿》。方孝孺被譽為「明儒第一人」，靖難之役後，因拒為燕王朱棣起草登基詔書，慘遭誅滅家族。他遭難後，遺下的書蹟手稿幾乎絕跡。

「此卷為方孝孺為其同門俞子嚴所撰序文的手稿，幸從廢紙堆中撿出，使其免於失傳。此卷曾在北京流傳，或經廣東名賢羅天池購歸嶺南，幾經轉手後，最後歸至樂樓所藏。手卷上有不同文人、學者，甚至抗清將領的題跋，他們都被方孝孺堅毅不屈的精神感染，對這件手稿珍而重之，讓其得以流傳後世。」鄧慶燊細細道出手稿的流傳過程，並指何耀光深信「忠義仁孝之士，其作品中自有一種剛正之氣存乎筆墨之間」，透過觀賞其手跡，可「追慕其為人，因而生仰止之心」，所以非常珍視這件作品。

廣東的藏家，一直偏愛石濤（1642-1707）的作品，石濤《寫黃研旅詩意冊》（1701-1702），本來共有32開，在清道光時期由安徽筆嘯軒主人所藏，其後輾轉流入廣東，僅存17開……20世紀30年代，畫家黃般若得此詩意冊，他費盡心力，從張大千處收得散佚的一開。其後，此冊又落入侯士泰手中，他再從一台灣藏家手中收得另外4開，集成22開。何耀光不忍國寶流散海外，便買下這套冊頁。

又如董其昌（1555-1636）的《山水冊》，鄧慶燊指出，「此冊屬小幅式的作品，從作品中的鑑藏印章的分布得知，冊中的金箋扇面本為獨立的作品，但經後人重新裝裱後，才合成一冊，曾於江南地區流傳，流入廣東後，在潘正煒手上，本來有12開，但到了孔廣陶手上時，只剩下8開，他隨後找到董其昌類近之作，再補入另外四開，遂湊成12開，回復舊觀。」

「文物的承傳絕不容易，尤其是紙本的，由於火災、蟲蛀，以至人為意外，作品就會煙消雲散。」他感慨地說。

收藏家在書畫的鑑定中，往往會發揮修正訛誤的作用。畫家顛道人（活躍於約1680）生平資料極少，他行蹤飄忽、性格不羈，在明亡後成為道士。傳世作品極少，其《山水冊》（無紀年）共12頁，描繪長江流域一帶名勝，其中包括杭州西湖，風格清冷出塵，相當特別，曾一度被誤題為《石濤書畫冊》。其後，這套《山水冊》為香翰屏所得，經他詳加考證，才正名為顛道人之作。

朱耷（1626-1705）的《山水冊》（1697），是其晚年之作。此冊共有11頁山水畫和一頁書法，最後一頁題詩之後，有畫家自己的簽押，其中一個說法是他將「三月十九」融合寫成獨特的圖案，即崇禎皇帝自縊身亡的日子，藉着隱晦的符號，道出心中隱藏亡國之痛。

侯士泰為當時活躍於香港的古董商之一，不時帶書畫賣給何耀光。展品《山水冊》旁邊附有當時侯士泰致何耀光的一封信函，反映了交易背後的故事。侯士泰曾提出一個優惠條件，如果不合心意，何耀光可以在一年內退貨，到時原銀奉還。鄧慶燊笑言：「作品原本價錢是12000港幣，據何氏後人講法，在1961年，這個價錢能夠買一套豪宅，價錢之高，可想而知。」

作品「雙胞」孰真假

何耀光在歷年搜求書畫的過程中，廣泛結交書畫家、收藏家，包括張大千、陳仁濤，廣東人士如香翰屏、李研山、黃般若等，至樂樓部分藏品是來自他們的。

李研山為何耀光的好友，亦為其掌眼，不時將作品推介給何耀光。如石濤《黃山圖》，此手卷是石濤回憶30年前遊黄山之作，在乾隆至道光年間，由安徵藏家項源收藏，後歸香港商人李尚銘及藏家高燕如所擁有。這個作品入藏至樂樓前，李研山曾經目睹此幅畫作，並據之臨摹了一幅《黄山雲海圖》，臨摹之餘，亦見個人的筆觸。

臨摹是學習書畫的方法，不少畫家都會選擇臨摹書畫。在中國書畫史上，出現兩幅或以上十分近似的作品，例子為數不少，有的甚至連構圖、布局、用筆、款識、印章、題跋等都一模一樣。鄧慶燊指出，「有作品可能會出現『雙胞』的情況，令人難以鑑別。這種『雙胞』現象的出現可能是存心作偽，也有可能是作者因個人喜好或時人的請求而製作摹本。」

至樂樓主人的藏品中，有一幅明代沈周（1427-1509）的《保儒堂圖》（1491），而另一幅同名摹本也被他收入。展覽將這對「雙胞」並列展出，原作置於上方，摹本則擺放在下方，摹本的仿真度相當高。若將兩幅作品分別展出，實在難以分辨其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