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古字背後的故事──從「鼐」字説起〉
1956年2月19日，顧頡剛在給弟子劉起釪的信中，記述了自己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反省：
「關於九鼎銘辭一事，剛自認對於政治認識不足，致不能堅卻，而又不願自為，玷污及兄，犯兩重之錯誤。惟剛對於蔣賊，宿所厭惡，故彼來作中大校長，剛即去職。以彼時學界不可複留，迫致投身商界。此在當時固出於自好之心，而在今日看來，依然是個人主義之中間路線也。」
十年後文革席捲全國，此事成為批鬥焦點。顧頡剛在其自辯書中如此回應：
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訂新約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抗戰以來第一件可喜的事，我們精神都為之一振。全國大學黨部和工礦黨部議決慶祝，並由民生廠鑄銅九座獻給蔣氏致敬。
因為我在中央大學，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適有歷史系學生劉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銘文中有「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的話，也是實在的情形。我把劉君所擬的送去，說明不是我做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
這獻鼎的事既不出於我的提議，又不出於我的設計，製成之後我不但未見實物，連照片也沒有見。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我哪裏來的鑄鼎的工料錢？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定不是早做了官了？
再說，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產黨尚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產黨該慶倖的事，這鼎即使是我做也並不在今天犯罪。拿這件事來攻擊我，並不能使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顧頡剛對九鼎銘文的下推（劉起釪）與上掛（中共），是政治壓力下的無奈反應，難以厚非，且非問題之核心所在。該事件的核心是，顧頡剛曾親歷五四洗禮，卻回過頭來參與這種與五四精神完全背離的活動，這才是問題之實質，也是引起當時知識界側目的主因。
至於政治批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後世學者的看法
一、朱維錚的評論
内地歷史學者朱維錚於2009年發表《顧頡剛銘「九鼎」》一文，從時代背景和鼎文内容，予以批評。門派不同的朱教授對顧氏似無好感，在文中頗多貶抑及譏諷之辭。
例如他認爲馬衡將原文的「萬邦協和，光華復旦」，改作「協和萬邦，以進大同」，乃因對顧氏之「諛詞」的「難以忍受，非改不可」；他又認爲顧氏「急於躋升帝師，在精心炮製對蔣介石這類諛辭的時候媚態畢現，文字又庸俗」，「顯然畏懼陳寅恪批評的影響，又拒諫飾非，只好拿出蔣介石王朝的潛規則，與之相抗」云云。
對於朱維錚，葛兆光在紀念文章中有如此評價──「立場近乎固執的，表述不假辭色」，「肆無忌憚、口無遮攔、快意情仇」。朱氏這兩篇批判文章，的確立場清晰，不假辭色，令顧頡剛之為人為學，成了知識界茶餘飯後熱烈談論的話題。
二、余英時的看法
余英時教授於2007年著有《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對獻鼎事件和顧氏個人有如此觀察。
首先是獻鼎事件。在1943年1月28日，顧頡剛在日記中有如此記載：「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黨部欲向蔣介石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囑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竄，如上文。」
余英時之解讀是：「顧先生之所以特別提及『新約既成』，表示他對蔣領導抗戰，使中國得到四強之一的地位，是抱有敬意的。我猜想他承命寫銘文之際並沒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抗拒心。余先生分析顧氏雖銜命撰銘，亦有感而發，公務員之辯實口是心非也。」
此外，對顧頡剛之内心世界，他有如此看法：
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
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
但這裏所指的事業心並非個人利益和光明前途。余英時認為顧頡剛的事業心，與3層背景息息相關：
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
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
在此基礎上，余英時作出如此評論：
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只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後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
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着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
兩位學者對於顧氏的評論北轍南轅，篇幅所限，在此無法深入探討。但在態度上，我肯定偏向後者。因爲顧氏的關注焦點仍在學術，而且根據葛兆光的研究，撰寫鼎文一事更與「愛國情緒」相關。對於學者能否遺世獨立，抗衡政治權力，他是悲觀的；而對於顧頡剛的際遇，他是同情的。
事實上，動輒站在道德高地，以聖人角度來看知識分子，那麼實在沒有幾個能夠過關，包括論者自己。而且，在現今人文學科江河日下，淪爲邊緣之際，知識分子在評論及批判前輩學人之時，分寸該如何拿捏，輕重該如何衡量，真是一點也不容易。
也許我們更需要的，是「設身處地」的態度及能力，就好像顧頡剛在1943年的日記中所用，惜並不爲人所留意的四個字──「易地而處」。
外在和內在之「鼐」
「鼐」既代表外在之欲望和權勢，也可以代表内在的自重和志向。我們的心中，也許都或隱或現地供奉着一個「鼐」。作爲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對之該如何拿捏取捨，執善固執，這屬於人生修煉範疇，一點也不容易。
另外，「鼐」字雖僻，極少有人用之於姓名。但歷史人物中名字有「鼐」的，形象均相當正面。
在建功立業上，有明代的內閣首輔曹鼐，《明史》稱其爲人「內剛外和，通達政體」，後隨英宗親征，於土木堡之變中殉難；也有清初西藏貴族頗羅鼐，他勤於政事，令西藏「政教蕃盛，人物庶富，百姓安樂」；還有一位大人物，就是在淞滬抗戰時，率領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士奮勇殺敵，給日軍迎頭痛擊的抗日名將蔣光鼐。
至於學術方面，則有中國考古界的開山人物夏鼐，以及篇首提及的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
這些人物都沒有辜負自己的名字──「鼐」。
中國文字，着實意蘊深長，内容豐富。寫此文章，令我對「鼐」字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增廣知識之餘，趣味也是盎然。這一切都來自業已重新裝裱，掛在書房内那一幅姚鼐的書法。
古字背後的故事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