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NCEE（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的國際顧問委員會，下周開會之初，邀筆者用10分鐘介紹疫情下的香港教育。10分鐘，幾張PPT一下就過去了。但是一想，這是對我熟悉而又久遺的朋友講香港故事，值得認真思考與準備。以下算是筆者為那10分鐘作準備的一些思考。
香港的疫情，自從2020年初開始，已經經歷了30個月。簡單來說，這個城市已經在口罩後面生活了兩年半。期間長期停課，只有斷續的復課。最近半年，疫情又嚴重起來，不過已經大致恢復半天上課。在疫情之前，還有社會騷亂，也引致接近一個學期的斷續停課。連續3年，停課已是今天香港教育的常態。為了寫這篇文章，筆者請教了數位與比較多與學校接觸的朋友，筆者心中有問題。
毫不諱言，筆者看到許多在疫情中出現的、動人的、精采的事例，也感到應該把這些好的故事，起碼在本港廣為傳播。這也是筆者不斷在做的。因此，容易被人看成是香港情況的「好友」。「好友」這個股市名詞，有兩面性。一方面是樂觀看好，但是另一方面也隱含「其實並沒有那麼好」，過分樂觀，或者盲目樂觀。現在英語媒體有一個說法，叫做confirmation bias，自我肯定的偏見──有了偏見，於是選擇性地不斷吸收肯定自己的訊息。偏見於是在自己的腦子裏，愈來愈得到肯定，變成了一種固執；因為已經聽不進其他訊息了。
樂觀或偏見，認真自問
因此筆者的問題是：是否只看到令人高興的一面，而看不到令人擔心的一面？具體來說，是否只看到學校中好的例子，而看不到壞的例子？是否只看到有突破性的事例，而看不到保守滯後的一面？是否沉迷於發掘令人興奮的事跡，而忽略了令人難過的慘狀。對於這些，經過與數位朋友的推敲，筆者有下列的看法。
第一、什麼算好？什麼算壞？是價值觀的判斷。筆者的判斷：是否符合教育發展的大方向──是否有利於學生從被動變為主動？是否有利於學生學會與人相處？前者是關於知識與能力的獲取，看是否能夠趨向擺脫工業生產的模式；後者是道德品格的養成，看是否能夠擺脫只為個人爭贏的科舉心態。
第二、筆者在疫情中到過為數不少的學校，會不會只代表着學校現況的少數？疫情停課，使原來的學習模式無法進行，但恰巧又有了網上活動的可能性。前者出現了一個空檔，後者成為自然的填充。問遍各個方面，因為停課而覺得無計可施、束手無策的，幾乎沒有。香港教師沒有「躺平」。也就是說，「網課」已經成為常態。這在數量上應該是相當肯定的，但是努力的程度與成效，會有很大的差異；而且有研究顯示，這種差異正在擴大。
實體與網課，必然共存
第三、疫情下香港教育總的態勢，網課是不得已的權益之計（也就是說始終要回到原來的模式），還是因為網課而開闢了新的天地？這就牽涉到，學校裏面的許多「創新」，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蘊藏着未來？筆者這次請教的朋友，每人大都涉及數十所中小學，其中甚少重疊；又或者通過種種項目，接觸無數學校與教師。筆者也訪問過沒有參加任何項目的學校，甚至不見經傳的學校，都會拿出引以自豪的創新，讓人眼前一亮。大家都一致認為，有突破的學校，應該絕對不是少數。這些突破，有大有小，這很正常；但都看到學生更為主動活潑的一面。或者說，整個教育界的「勢」，是朝着健康的未來方向。所以筆者在不同的場合說過：香港的學校和教師，一腳踏進了未來。
第四、我們面臨的，不是網課與實體課之間的二選一，不是用網課取代實體課，而是網課必將成為必須。筆者認為，一個新的嘗試，不管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寶貴的。這種嘗試，遲早會出現，因為它代表着未來；只不過因為疫情而催生了。因此，也不必介意在這個嘗試的過程中出現的缺失、阻滯、困難。一種全新的嘗試，一帆風順才怪呢！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是有快有慢；一個偌大的體系，不可能要所有學校步伐一致。
第五、網上交往，已經成為常態，教師之間的交往方便了，網上的討論已經常化，而且參與的人數倍增。這是發揮了網上交往的優勢。在校內，師生、家校之間的交往也更實在了。但是，停課也窒礙了學生的實體群體活動。這將是後疫時代的一個大課題，不只是恢復群體生活，而是因為疫情而促使大家重新認識群體生活的意義和重要性。
第六、然而不少統計都顯示香港的中小學，對於種種情意方面的學習，頗為普遍。本欄已多次報道。缺乏實體的群體生活，這些人際交往的學習，竟然會蓬勃起來。這是香港以外的朋友很難理解的。我們自己也需要探索一下裏面的因由。
以上是筆者對於疫情下香港教育局面的「捫心自問」，也就是希望認真對待自己的思路與觀察；但是要對其他社會的朋友介紹這些觀察，卻需要另外一些思考。短短的10分鐘，只能是概括性的闡述，這不難。但是，在香港闡述的時候，聽眾下意識地就會用自己周圍發生的，來衡量這些觀察的可信性。他們會結合本校的情況，或者是在朋友圈裏面的耳聞目見，來決定自己是否接受這些觀察。
但是要說給國外的朋友聽，就需要有充分的證據，而且要從現象的根源說起，人家才容易接受，才容易明白為什麼這些事情會在香港發生。不然，就會覺得這些事情不太可能發生，單靠筆者平時的可信度，還是會有人覺得也許是過甚其詞，甚至認為是天外奇談，因為在他們的文化中，是不可思議的。
停課不停學，殊不簡單
要從根本說起。其中一位朋友提醒，「停課不停學」這個口號，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都不約而同成為疫情下教育的戰略性方向。筆者在本欄多次提過的，西方社會（尤其是英語社會）把Learning Loss作為疫情下教育慘狀的概括，深究下去，就是一個假設：停課=停學。
「課都停了，還怎樣學習？」雖然其他社會也會推動網課，但是一般的想法，網課不過是實體課堂的代用品，希望追回失去的課時。也就是把學習與上課等同了。於是，是把實體教學搬到網上。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網課是網課，實體課是實體課，前者不可能完全替代後者。因為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學習模式，用實體課的標準來估量網課的成效，注定不達標，就永遠是loss。
也有需要說明，網課的出現，不在於純粹的傳遞知識。有很多方面，是實體課無法達到的。首先是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我們一般認為，學生在實體課堂的表現，是實在的，因為是在教師的鼻子底下看得到的，因而他們的學習是有效的；而學生在網課的學習，是不可控的，因此其成效也是莫測的。實際上，這是認為可控=有效。沒有教師控制下的學生學習，是怎樣的？在實施網課的時候，教師就很自然要考慮這個問題，也因此不知不覺的變成了學生學習的設計者。
因此，筆者所注意的，不是網課是否成功，而是網課出現以後學生學習新的形態。這種形態，遲早會出現，而且將會是學習方式一個重要的部分。這種道理，要說給外國的朋友聽，讓他們知道我們在疫情下的嘗試，遠遠超過對於Learning Loss的補償。
另一個根本，就是香港人的「執生」精神。不認輸、不服氣，善於絕處重生、樂於逆流而上。這一點，也許就更難與外國朋友說清楚了。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