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帶給我們的意義

2019的反修例運動已過3年。3年以來有不少的論述解釋其因由，社會大氣候有一段時間處於極度低潮，或許不少人已對自2019年來的記憶漸感模糊。當中的前因後果錯綜複雜，每一個持分者的決定相互交錯，形成現在的局面──《國安法》的實施、移民潮、青年對留港發展的無望、對政府失去信心等現象。這篇文章嘗試釐清整件事情的脈絡、整理筆者的觀察和反思，得出反修例運動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啟示。

反修例運動牽連甚廣

要了解2019年反修例運動帶給我們的意義，必先面對和直視運動背後的信息和市民的不滿。毋庸置疑，各種意識形態崛起、質疑司法制度的各種聲音，以及網絡資訊傳播具有一定影響，但由於不少論述已不斷強調這些因素，筆者希望深入思考其他可能性，而不只留於表徵。

反修例運動期間，不同畫面均引發了民眾的情緒升溫，亦激發了不少學生的思想和政治熱情。示威者願意作出不同程度的犧牲，讓政府了解真正民意及回應訴求。這些行動難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民粹和不同意識形態影響下的選擇，更多的是對政府處理手法及罔顧民意的不滿，民意的推進下，經過思考的自發行為。

若純粹從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撤回《逃犯（修訂）條例》、收回對6月12號及其後抗議的「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全面落實雙「真普選」）為目標而言，2019年的運動可謂是失敗的。五大訴求當中只能達至撤回《逃犯（修訂）條例》，其他訴求仍需要看歷史的演進。

另一方面，當中被起訴示威者的人數眾多，據2022年6月的數據，警方自運動以來拘捕了10278人，年齡介乎11歲至87歲，當中1194人被定罪，檢控率為27%。究竟是什麼驅使市民參與這場運動？背後反映了什麼深層次矛盾？以下為筆者的分析：

對制度剝削與當權者的吶喊

一、運動源於民間對當時的制度剝削，以及當權者未有負上應有責任的不滿及吶喊。這對各界領袖而言，固然不是味兒，並隨之感到擔心或害怕，是可體諒的。然而，若因而忘卻運動本身是其中一種溝通形式（縱使未是最理想的形式），以及市民背後所表達的意義和信息，這便浪費了過去3年各界的付出與遊說工作等。

了解到這些傷口的成因後，下一步便是要治癒市民的痛苦。當權者需要認可邊緣人士、在體制內未必受認可的市民、曾因社會事件而入獄的市民，使他們能繼續成為社會的一分子，讓這些生命感受到成為群體一分子的幸福感，而不是”nothing to lose”的一群。政府必須大力關注基層工人、不具名聲的少數族裔、露宿者、在社會上沒有話語權的市民，讓他們沒有「不存在於社會」的感受、減低他們的疏離感，重視他們為社會的一分子。

跨世代的隔閡

二、跨世代的隔閡。新世代感到這時代未有合適機會讓他們發揮，亦鮮有空間讓他們向上流動。相反，上一代認為現今已有很多機會，只是年輕人未有把握或「未肯捱」。新一代對社會制度和發展感絕望，亦有感身於亂世的不幸，對現實理解的差異並非唯一因素，更是跨世代缺乏互相理解的渠道和能力，加劇社會矛盾。

每個年代都有其屈辱和不幸，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挫香港經濟、1997年回歸帶來的不確定性、六七暴動中市民怨氣積聚而來的動盪、五四運動對思想和文化的改變、七七事變日軍侵華對華的恥辱等等……這些歷史警惕了我們主動減緩未來的不幸和困難處境。

我們就是要記着這些艱辛，才不會重蹈覆轍，剝削他人的權利、踐踏他們人的尊嚴。不論是上一代回望過去的意識形態，還是新一代寄望未來的烏托邦，都必須正視實際、當下的處境，而這需要我們體會到不同人的處境，才能針對性地解決深層次矛盾。

運動源於民間對當時的制度剝削，以及當權者未有負上應有責任的不滿及吶喊。（亞新社）

市民欠缺歸屬感

三、反修例運動突顯了民眾對尋根及歸屬感的需求。反修例運動為港人帶來「處於一個群體」的歸屬感，而當在同一群體時，部分人了解到對什麼人事物有義務，並與群體內的人互相照應、分享和幫助，「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分化」等標語均反映了這些特徵。

當中衍生了為什麼以前的社會領袖未能讓市民感覺他們是屬同一個體，並為這共同體付出的問題，亦反映了社會領袖未有團結不同的團體，以輕易地號召民眾。從另一角度看，這亦表示官員未有足夠地融入民眾，接觸市民，讓市民感到他們是其中一分子，以及參與政策決定者代表了不同民眾的心聲。

反修例運動正好滿足了社會成員的精神需求，以及引起對香港的強烈歸屬感，並讓個體反思其義務在，因而自願遵從不同示威要求和指示。在思考香港未來的發展時，這是重要的一點，因為市民並非因為強制、令人口服心不服的要求而參與示威。

政府與民意脫節

四、運動源於政府官員與民意之間的脫節。反修例運動中，大部分市民都認為政治人物失職，未能了解到市民憤怒、沮喪和失望所在，亦未能及時作出符合民心的回應。對事態發展和民間組織的不理解，使官員脫離民眾，以致未能作出良好判斷和及時的行動。

由運動至今，星斗市民所感受到的憤怒和不滿是完全可明白的。若果仍有人認為社會已經復和、已經有很多機會、香港沒有人才流失等，又如何解決問題？若不能準確理解民眾和社會，又如何作出準確的判斷？當決策者脫離民眾，未能了解我們正面對什麼，又如何訂立解決方案？

要邁向下一進程，首先要理解為什麼部分人會覺得現在是「黑暗時期」；部分人離開香港，是什麼因素令其他港人留在香港發展？政府必須主動認識社會脈搏，了解青年人「未能看見未來」的原因，以及怎樣能令普通市民看見希望。若主要官員未能回答以上問題，明顯未了解市民的想法，以及難以解決他們面對的困難。

政府未有善用公權力

五、運動源於市民對高官如何使用權力的質問。若用心聆聽市民聲音，可以聽到對政府未有負上應有責任的控訴、對公權力未有實踐人民公僕的責任、沒有魄力推動由上而下的改革，以讓不同背景的市民都能在香港幸福地生活的不滿。2019年令市民驚訝的是，怎麼可能市民比官員更愛、更關心香港人的生命？怎麼可能市民比官員為香港犧牲更多？怎麼可能市民比官員更有勇氣和擔當？

2019年證明了香港市民願意為香港作出重大的付出，即使最終結果未如他們所想，但這心結仍需要透過社會領袖向市民負責來解開。政府須展現每項政策推行與市民有密切關係和得益，以不同渠道和社交媒體與市民交流，並確切聆聽香港人的意見，並且關注每位市民的福祉。

香港社會在2021年底開始逐漸平靜下來。反觀歷史、放眼世界，反修例運動雖然已相隔3年，我們需要明白，聽取民意、善用權力建設未來仍然至關重要。對某些人來說，怎樣克服和接受失敗的恥辱是困難的，但若要繼續往前，並計劃香港的未來，便必須有此耐性和決心去接受已發生的事情。

反修例運動中，大部分市民都認為政府未能了解到市民憤怒、沮喪和失望所在。（亞新社）

不能依賴憤恨建設香港

反修例運動的意義在於體現了個體生命的強大力量和韌力。每個生命都有能力復原和重塑生命力，就算社會上什麼設施被摧毀，也不讓生命的可能性被摧毀；就算什麼仇恨被牽動，也不讓其阻礙我們珍愛香港的情感；就算現實社會結構存在着鴻溝，也不讓此影響我們重建社會的決心；就算處於痛苦之中，我們亦保留理性的空間作出準確的判斷。

我們有能力體認過失，重新搭建溝通互動的橋樑，重視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見，給予更多空間讓年輕人發展。創建香港的下一步必定不能建基於對失敗的憤恨、仇視，而是建基於勇氣、韌性，以激發人們找到生命的溫暖。捍衛真理與善，讓市民看見香港值得存在、值得捍衛、值得為此而付出、值得香港人願意重新投入這個共同體。

重新扎根，讓人們感受到自己屬於這個群體，對於這個群體有價值。扎根或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亦最容易為人所忽視的需求。這是最難以定義的事物之一，當個人透過真實、活躍且自然地參與群體的存在，便有其根，這一群體生動地保存着某些過去的寶藏和未來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