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乾隆時期對俄貿易戰的誤解與迷思〉
近年西方學術界開始重新詮釋鴉片戰爭，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否定性解構，說出另一個鴉片戰爭的故事和「真相」，從而淡化該事件的外在因素，例如James M Polachek的《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以及Julia Lovell的《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兩者均引用大量新史料，提出新視角，更為精細地描述鴉片戰爭的面貌。
但這類研究並非實驗室裏的客觀科學實驗，而是有目的及立場的。例如James M Polachek的努力就是為了論證鴉片戰爭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清朝內部出現種種問題，例如官僚黨爭，故此「鴉片戰爭幾乎是偶然發生的」（the Opium War becomes an almost accidental occurrence）。
而Julia Lovell則更加雄心勃勃，認為「鴉片戰爭不過是一個過勞的滿洲皇帝（道光皇帝）、虛假將軍和務實通敵者共同演出的悲喜劇」，透過這種新論述，予以淡化或推卸列強侵華的性質及責任，繼而釜底抽薪，無限上綱，解構現今中國的民族主義論述，引導人們走向懷疑和虛無。
怪責受害者不合理
根據這種邏輯和心態，大黃外交也能成為這類學者的好題材，將之解讀成朝野上下的無知和自大，促進了鴉片戰爭的發生。將之推廣開去，那麽盜賊在法庭上的抗辯都可以將一切歸咎於受害者的內部原因，例如家門沒有關好、不懂得防盜知識、受害者處理危機時不夠理智、家人之間不團結等等。
打劫者甚至可以振振有詞，聲稱如果沒有這次打劫事件，就不能夠改良受害者的防盜意識，促進他們的家庭團結，改善他們的落後觀念。
如此邏輯，合理嗎？
還是北大教授李零說得精辟，研究中國「可以細化，但不能鬧到『白馬非馬』」，本末倒置。在鴉片戰爭之研究上，不能夠因為新視角和新材料的引入，就將事件的本質輕易淡化，甚至改變。鴉片戰爭之本質就是侵略行為，是強者欺淩弱者，弱者無論如何不堪和落伍，都不能成為施虐者辯護或逃避責任的理由。
而西方近500年的漫長全球殖民史，其本質均可作如是觀。500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入侵南美洲，導致數千萬原住民因殺戮、疾病、營養不良而死亡，我們似乎不能將之怪罪於這些原住民的體質不佳、醫療落後、觀念落伍或者組織散漫吧？
歷史論述浩如煙海，觀點見仁見智，也智有高低，加上網絡便利，人人一目十行，雖然囫圇吞棗，一知半解，卻很容易盲目自信，也容易頭暈迷失。如果沒有抓住事件的本質和性質，那麽很容易變成無根浮萍，人云亦云，被那些貌似客觀真理，實質有政治立場的學術論述所迷惑左右，還懵然不知。如此狀態和能力，不如原地踏步，更為實際。
但如果能夠看清事情本質，抓住主幹和原則，那麽任何論述和資料，都能夠予以參考和融入，擴寬眼界，加深認識，予以砥礪，所謂「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或者「真金不怕洪爐火」，正是如此。對於許多歷史觀念並不虛無的中國人來説，這兩本已經翻譯成中文，在內地公開發行，且引起諸多討論的西方書籍，確有如此良好效果。
美好願望與本地狀況
如此美好願望與效果，在本地似乎不太成功，要不然就不會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出現這類很明顯的引導性問題，例如「如果中國當初採取較開放貿易政策，能否就避免鴉片戰爭的屈辱？」「林則徐的禁煙手法是否明智？」繼而引起各種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辯論和行動。
這些所謂具有「啟發性」和「批判性」的問題，一來完全超越了中學生（甚至現今的大學生）的理解能力，二來很明顯的就是沒有弄清/故意忽略鴉片戰爭之本質和細節的主次關係。一句「學術自由」「不同角度」就成了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的唯一辯解理據，卻忘了本質和細節的主次關係，繼而導致了一幕幕本末倒置，小道理掩蓋大道理的大小場面。
順帶一提，這些中學「學術」問題的本源，均來自James M Polachek的《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更加值得提的是，這些外國學者，均以解構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民族感情作為晉升階梯和學術志業，似乎沒有對本國進行過同類研究，有雙重標準之嫌，這方面本地歷史虛無主義者值得留意。
如果時光倒流，時局依舊，2023年的本地中學DSE歷史考卷很可能是以下問題，例如「大黃外交是否反映出中國人的愚昧和落後？」「鴉片戰爭對於中國來説，到底是弊多於利，還是利多於弊？」或者是「鴉片戰爭是否促進了中國對於世界貿易的認識？有助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主流？」「鴉片戰爭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產業發展關係」等等……
值得繼續思考。
論清朝的大黃外交 3-3
延伸閱讀：〈不戰而勝靠中藥──論清朝的大黃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