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文：〈撐起一頭家的風華祖母〉
九、有節有度
我們家住着洋房，每月有從菲律賓寄來的外匯，在那個時代生活相對比較富裕，家裏長期都請傭人。母親要上班，我和弟弟小時候都請了奶媽。到後來，我的叔叔和姑姑們把堂弟表妹留在鼓浪嶼讓祖母照顧，家裏成了幼兒園，祖母是「園長」，最高峰時家裏有3名女傭。祖母對這些女傭都很好，平等待人，一點不會頤指氣使。女傭們也不覺得自己是下人，常常跟主人有說有笑。
漳州路是遠離鬧市一條僻靜的路，祖母有時候到廈門僑聯開會，回家時天都黑了，那時候的鼓浪嶼，街燈並不多。有一次，走到漳州路口，有個年輕的男人湊過來，跟她並排走，祖母毫不慌張，一邊跟他自自然然聊天，一直走到自己家門口才跟他說：「我到家了。」年輕人說：「好可惜呀！真希望我們能再走一會兒！」
「李家莊」的三樓，從前是租給外人的。二弟告訴我一件發生在他十來歲的事。當時三樓租戶的兒子來我家偷了東西，祖母去派出所報了警，警察未到的時候，那個小偷大概也有所察覺，就叫其女朋友來家裏接賊贓。那女人到來之時，二弟不讓她進大門，祖母說不可不讓她進來，反而自己卻上三樓，與其說是閒話家常其實是監視他們，結果賊贓無法接走，小偷最後讓警察人贓並獲。這一件小事令我弟覺得祖母心思慎密，很有頭腦。
祖母年紀輕輕守寡，她一直恪守中國傳統婦道，以子女家庭為中心，心無旁騖。俗話有說：寡婦門前是非多，而她是最沒有是非的那個。家裏假如有異性朋友來訪（祖父舊時的朋友），她一定將大門敞開。我小時候不明白，是到了自己年齡大了才突然醒悟，那是她清清白白、光明磊落的表現。
十、難逃文革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一直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家基本上都平安無事。其實那時候早已發生過四清、反右、大躍進、困難時期等災難，成千上萬人受影響，但因祖母一直「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積極而且義務做僑務工作，所以也就沒什麼事。
文革像狂風暴雨一般到來，全國沸騰，鼓浪嶼小島也不例外。1966年我還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我3個弟弟像台階一樣一級一級往下走，所有孩子都不用上學，大鬧「革命」。我們不到年齡，不像中學生那樣參加紅衛兵，捲入漩渦，我們最要命的損失是失去了求學的機會。否則的話，以我們這種書香門第出身的孩子，不會在知識上如此空白一無所有。
到了文革中期的1968年開始，毛澤東決定放棄一整代鬧革命造反的年輕人，幾乎是強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即到農村去當農民。這一次沒那樣幸運了，我們家的孩子注定逃不過。
文革後期「復課」，我們陸續上了中學。我因小時候祖母管教嚴格，加上自己性格不那麼貪玩，比較好學，算是多少長了點知識。我3個弟弟因荒廢學業，成群結隊成天玩樂，完全無心向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身為知識分子的父母在文革期間沒有盡責督促子女讀書學習，導致弟弟們學業荒廢，對此頗有怨言。
等到父母雙雙去世之後我才忽然醒悟到，雖然不能說父母毫無責任，但最大的責任其實不是父母，而是文革。當年所有的孩子皆不用上學都玩得得意忘形，怎麼可能叫他們坐下來唸書？社會風氣如此誰也扭轉不來，這樣高要求父母未免苛刻。可惜父母已經逝世，永遠聽不到我的懺悔和道歉。
那時候一家只能留下一個孩子在城市。我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又是唯一的女兒，因為擔心不安全，父親絕不讓我下鄉，但我大弟就必須下鄉，到農村安家落戶，這是我祖母最不能忍受的。
十一、南來香港
七十年代初，中央有新政策下達，廈門開始讓港澳同胞、華僑申請出國。鼓浪嶼已有一些熟人或同學申請去香港。那時候出國的人都很神秘，生怕有人知道──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生殺大權掌握在公安局派出所手裏，隨時可能沒收你的通行證。私底下人們既議論紛紛又非常羨慕，有海外關係的人千方百計找機會申請出國。
我估計是父親向祖母提出，申請帶大弟和我來香港的。爺爺在菲律賓逝世，留下的遺產請他弟弟即我叔公幫忙管理，叔公年齡已大，確實需要去菲律賓處理這些事。更重要的是她最疼愛的孫子我大弟沒有出路，祖母生命的中心是她的子孫，尤其是蔡家的嫡系子孫，在這些事情上祖母肯定聽從父親的建議。
1975年祖母獲批准帶我大弟來香港，她那時已經64歲了。兩年後1977年4月我獲批准拿單程證來港。
坦白說，那時候的我雖然經歷文革，害怕政治運動，尤其厭惡「階級鬥爭」，但壓根不想離開祖國離開鼓浪嶼。對於一個在紅旗下長大的少女，接受的都是共產黨的教育，對如何在陌生的資本主義香港生活顧慮很大。問題是那時候高考還未恢復，因父親在廈門大學的關係，我去了廈大中文系做臨時工幫手編寫《普通話閩南話對照詞典》，一邊旁聽一些講座或課程。假如我不來香港，連一份正式工作也沒有，還要佔用家裏的「留城」名額，以我一向非常聽話的性格，沒有理由不服從家裏的安排。
說來幼稚可笑，當時最痛苦的竟然是覺得對不起周總理。那時候極度崇拜周恩來，視為偶像，認為他為新中國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我這樣做逃兵，怎麼對得起他的英靈？
十二、遺憾終老
來到香港後我才知道生活條件跟鼓浪嶼相比差別太大了。鼓浪嶼我和大弟各自有一間臥房。在這裏，我祖母租了人家一間小房間，屋主是福建同鄉，在中資銀行做經理。那小房間裏有一張碌架床，我大弟睡上鋪，我和祖母睡下鋪。
七0年代租房還不如今天的劏房，劏房還有獨立的廁所，我們那時的租房要跟屋主共用廁所，屋主兩夫婦，上面有母親，下面有5個小孩，加上我們三口人，單單是上廁所就很麻煩，還不要說別的。
房間內擺放米、油、鹽，還有鍋、電飯煲、碗筷等等，即我們日常生活的所有用品都不能放在屋主那裏，在廚房裏煮好了飯菜，立刻就要收拾到自己房間裏來。祖母在鼓浪嶼從來都有工人做飯打掃，現在所有家務都要自己動手，而且一天到晚只能屈就在一間小房間裏，連到客廳看電視也不可以。
我剛到香港時祖母帶我到親戚朋友家去拜訪，很快地，我們都知道所有早年移居來港的人，生活條件都比我們好太多了，尤其是住房。
我想這對祖母的衝擊非常之大。當年祖父逝世，她是蔡家這條船的掌舵人，是她決定讓兒女在內地成長，而且也取得驕人的成績，她一直認為自己是做對了，是正確的，對得起早逝的祖父。
沒有想到一到香港，她發現自己竟比不上所有的親戚朋友，包括那些小時候一起玩的小夥伴──本來她們都沒我那麼聰明，不如我能幹，也沒有我的學歷，怎麼現在都比我有錢有地位？祖母雖然平易近人，但心氣還是比較高的。她已6、70歲了，時不與我，時光不可能倒流……
人生有許許多多十字路口，每個人的一生都必須面臨抉擇。當我們站在十字路口時，誰也不知道前面的路那一條更好走──是康莊大道還是羊腸小路，是平坦順暢還是坎坷不平，是青雲直上還是萬丈深淵？誰也沒有水晶球，誰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只能憑自己的判斷。怎麼樣的選擇都要承受抉擇了的後果。
我不能評論我祖母當年的決定是否做得對，因為1949年前後決定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實在太多了，包括許多了不起的各個行業精英和知識分子……
我祖母1986年因胃癌去世，享年75歲，在香港的最後幾年她過得並不快樂。
2020年11月 完稿
我的祖母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