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生化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因受包括後來成為他妻子魯桂珍在內的中國留學生，所談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吸引與感染，半道出家，在抗戰期間來到中國，研究中國科學史，後來出版了《中國科技史》的煌煌巨著。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對這部著作的內容頗有爭議，認為有拔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之嫌。李約瑟憑這本書卻在大陸極為走紅，被評選為十大感動中國人的外國友人。
工業革命為何不在中國？
認真閱讀過李約瑟這一的巨著的中國人肯定不多，但李約瑟通過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研究提出的：「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一被稱為李約瑟之迷的命題——卻廣為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所傳誦樂道。這與李約瑟的身份，以及他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推崇，使國人有揚眉吐氣的感覺有關。他讓國人了解到很多現代的玩藝，我們的祖先早已想到過了，很多人認為，按照李約瑟的口吻及提問方式，工業革命這一象徵現代社會肇始的偉大事件，本來是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這樣，中國就應該是現代社會最先進的國家與睥睨世界的強權了。至於李約瑟的論著是否客觀，則不必太過認真。
客觀地說，論證一件歷史上並不實然發生的事情，雖然有意義，但歷史的發展極為複雜，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李約瑟從未受過歷史，尤其是科技史的學術訓練，在把握中國科技史的本身已經有一個是否合乎規範的問題了。由此又作出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種更為複雜歷史課題的討論，也實在太為難這位英國紳士了。
對於李約瑟這一為國人所樂道的問題，人們已有很多討論，有一些討論言之成理；但也有一些基於意識形態的教條，用波普爾在他那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所說的歷史主義的方法，作出一些不合理的結論。本文將從兩個角度討論這位英國紳士的迷思：首先必須歸因工業革命到底是技術創新還是經濟形態的結果，這本來不是李約瑟的原題，而是為中國人的討論中所引伸的；其次，如果工業革命主要應歸因於技術突破，中國是不是英國之外最有可能出現這種技術突破的國度呢？
明清時期江南的資本主義萌芽，曾經是紅色中國歷史研究的熱點。在某種程度上與李約瑟的迷思是有些關聯的。因為紅色中國把馬克思主義奉為國家意識形態。歷史研究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歷史唯物主義按波普爾的說法是一種歷史決定論，包括有所謂五階段論，即原始、奴隸、封建、資本和共產主義社會分野和經濟決定論。
紅色中國研究
資本主義萌芽及後卻沒有發展成現代資本主義主要研究目的，在清算封建統治制度及其統治者上，沒能推動社會前進。紅色中國的這些研究，基本上是為了論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尤其是關於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這種關係被毛澤東用來在中國反復搞所謂生產關係的變革提供理論依據。這些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是先有結論，後找尋證據的過程，基本在意識形態的畛域中遊蕩，並無可觀。
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到底首先得益於英國當年的經濟形態，還是動力機械的發明這一技術層面的突破呢？很明顯，人類通過交換可以獲得更高的福利，這一被瓦爾拉斯（L. Walras）證明的命題很早就在人類社會中出現，並不是什麼聖人的天才發明。但是以交換產品為主要形態的市場經濟，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在全世界各重要文明區域時盛時衰。幾千年前已經有商業繁盛的記載。我國春秋時期就是商業的繁盛期，在秦併六國後式微了。米塞斯（L. von Mises）在其巨著《人的行為》中也提到，羅馬帝國時期的繁盛商業，隨着帝國的崩解而湮滅了。明清時期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其實也是與前面所舉兩個例子雷同的商業繁盛。
實際上瓦爾拉斯證明交換可以提高物品的效用，即使人們獲得更高福利是忽略了交換成本的。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所進行的生產主要以人的體力為生產動力，使生產力受人類個體體能的限制而出現樽頸。雖然有些地方可以借助水力作為生產動力，或者可依靠獸力的協助，但是水力分布有地域限制，加上技術的原因，利用效率不高；而獸力的局限更明顯：獸類需要飼養，非低廉能源，且獸力只是大於人力若干。這樣人們生產力不高，生產剩餘不多，在小地域範圍內雖然交換成本較低而可行，但可交換的物品種類較少；當交換地域擴大時則交換成本增高，只有價值高的物品合於大地域的交換。
斯密（A. Smith）所說分工可以大大提高生產鐵釘的效率雖然不錯，但如果考慮交換成本也會相當程度上抵銷分工帶來的好處，尤其是很多產品的生產，分工帶來的效率提高並不明顯。比如農夫的專門種植一種作物和多種作物效率差別不大。這樣，在工業革命之前，交換或者說市場經濟只起了一種輔助性的作用。商業繁榮不容易長期持續，或因天災或因戰亂而使並不牢靠的交換鏈條斷裂，遂使商業中心湮滅。而湮滅後的商業中心很難再複舊觀。鮑照《蕪城賦》所描寫的揚州當年「車絓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的盛況，因兵禍從此不再。
生產力低 交換成本高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人類社會自然產生的經濟形態，對統治者是有利的，他們可以通過市場得到很多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而不存在明顯的禍害。以中國而論，除了類似漢朝初年因戰亂，生產需要恢復的時期，晁錯一類可以稱為重農主義的知識分子力陳「舍本趨末」的害處外，各王朝基本是准許經營商業的。以明清江南商業繁盛的褪色湮滅而論，並不是政權政策所使然，而是前面所說的一種早有先例自然過程。即工業革命前，因生產力低，交換成本高，市場經濟只是起輔助作用，是不穩定的機制。
動力機械，最早是蒸氣機的發明，根本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進程，使人類突破了體力的限制，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從生產為了滿足自己需要演變為生產為了交換。這使本來時起時隱，時盛時衰，只是擔當配角的市場經濟，變為主導性的，擔當主角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或者是被有些人帶有些貶義地稱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動力機械的發明使人類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域，都能把自然界大量存在的其他能源，轉變為生產時需要的動力。這使人類個體的生產能力得到極大的提高，更使人類能夠構思製造出前所未有的產品，以直接或間接滿足人們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運輸成本的大幅下降使交換成本隨之下降。
從生產力提高與交換成本下降兩個方面看，工業革命讓英國、後來讓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首先歸因於技術上的突破，即動力機器的發明。而不是歷史決定論的什麼階段論的制度轉變或生產關係所推動的。其實歷史上只有20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才是真正徹底禁止市場經濟，其他制度都是為市場經濟留下空間的，只要有技術上的突破就可以進入新的時代。即使回到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年代，按照美國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著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 Europe and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一書的說法，歐洲乃至英國經濟的市場化水平不見得高過亞洲。實際上當年日本有超過兩成的國民在城市居住，而日本的町人文化有相當的市場經濟意識，但日本也沒有率先發生工業革命。
由此看來，從資本主義萌芽這種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出發的歷史決定論、先入由主的研究根本沒有意義，因為制度模式推移——即階段論的歷史決定論，是根本上的錯誤。中國人民在這方面也是吃了大虧的。當年偉大領袖就是相信「生產關係可以反作用於生產力」這樣的邪說，終其一生在中國搞生產關係的變革，釀成大禍。
工業革命的經驗就是技術層面的創新動力。現代社會最合理的制度形式，就是保證創新更多更快的出現。那就是市場經濟，它通過競爭使人們不能守舊，必須不斷前進；那就是自由平等使最好的人才被發掘出來。
（圖片：”William Bell Scott – Iron and Coal” by en:William Bell Scott.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