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肆虐全球，西方發達國家在了解Omicron特性後，傾向不甚收緊，甚至放寬防疫措施，但香港卻在年初即收緊防疫措施，回到去年Delta爆發的程度，令市民猝不及防，同時亦引起新一輪對於堅持清零政策還是轉向與病毒共存的爭論。
2020 年當西方國家開始提出與病毒共存的時候，那時Delta變種還未被發現，但後來Delta以至Delta+變種的出現，令西方因本身前期防控政策失效而提出與病毒共存的如意算盤落空。
相反，中國內地與香港在2020至2021年的防控政策無疑是奏效的，但只可以說是「賭贏」了──剛巧Delta傳染力比Alpha強，且更易引發重症──沒有人知道下一個變種會是怎樣，但北京卻太早宣布勝利，令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防治策略都被鎖定在清零上面，難以調整。
禍福相倚 不得不化
可以肯定的是，清零的意志與所需成本是成正比的，所以新加坡去年一見疫情緩和，便連忙放寬限制，可是時機上確實是太早，最後碰得一鼻子灰。儘管如此，世上有所謂的弔詭性邏輯（paradoxical logic）──今次失敗正正是因為上次成功了，反之亦然。這次Omicron變種雖橫掃全球，卻是極易傳播但較不致命，可說是與中國的清零政策完全相反，令中國與西方在防治政策上可能將面臨大翻盤。
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於早前公布2022年世界十大風險預測，中國的新冠清零政策被視為本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報告指出，隨着西方發達國家人口大多數完成接種mRNA疫苗，以及有效的治療方法大幅減低了住院率和死亡率，他們的疫情將接近尾聲，有望於今年第一季度末將新冠病毒病從流行病降級為風土病。
中國抗疫形勢陷於被動
相反，本是2020年抗疫大贏家的中國，如今只能以更加嚴格的隔離和封鎖，以及效力有限的疫苗，來應對傳染力更強的Omicron變種。與西方發達國家人口不同的是，中國人口從未經歷過大規模爆發，因此不可能發展出與西方同等的群體免疫，同時國產疫苗對Omicron的效力相當有限，所以中國人口對Omicron幾乎是沒有抗體。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令北京幾乎無法從清零政策轉向與病毒共存，但清零政策又無法遏制Omicron傳播，這將導致更大規模的爆發，進而需要更嚴厲的封鎖。然而，由於中國的前期防控成果，加上當局已視之為習近平的功績，反令習近平現時無法後退，只能堅持清零政策，直到國產mRNA疫苗面世，全國人民能夠大規模接種為止。
不過報告指出，中國最早要到年底才能推出自己開發的mRNA疫苗，在此之前，中國將面臨更大的公共衛生、經濟和管治危機。
西方賭Omicron是最後一波疫情
從戰略的角度來看，Omicron的出現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佛系抗疫」政策，令確診病例不斷增加，實施清零政策的地方根本無從遏制，疫情必定會反撲，從而令實施清零的國家被迫由原先的領先狀態變成「追落後」，贏家變輸家。這「謀略」最陰毒的地方是令目標國家清零又不是，與病毒共存也不是：清零將給消費和經濟增長帶來沉重壓力，同時加劇社會摩擦；轉向與病毒共存則等於自動棄守、前功盡廢，而且很可能造成醫療系統崩潰。
無奈的是，Omicron的出現令中國的清零政策已到達臨界點，當局必須抉擇和轉變，但一不小心便會滿盤皆輸。現在歐亞集團的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執行清零政策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的中斷和通貨膨脹的壓力，亦因為這樣，該政策才被視為全球十大風險之首──這樣一頂帽子扣下來，令北京首當其衝，可謂躺着也中槍。
不過，疫情遠遠未如歐亞集團的報告所說的那麼簡單：在1月2日結束的一周中，由於Omicron肆虐，令全球新增確診病例創下1000萬宗的歷史新高，美國和歐洲的情况尤為嚴峻，世界多國政府亦因此實施或恢復了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美國總統拜登早前甚至派遣軍方醫療人員協助人手短缺的醫院。
由此可見，西方發達國家的疫情難言樂觀，假如感染者持續高企，出現更危險的新變種的機會亦愈大，屆時形勢可能又再逆轉，且不說他們也有高危的年老人士群組，現實中難以全面與病毒共存。
香港提高長者接種方有轉機
作為全球最長壽地區，以及近1/5人口年滿65歲，香港在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風險極高的長者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得到顯著提升之前（截至1月17日，80歲或以上長者的接種率只有約27%），繼續執行清零政策，實在無可厚非。
假如單靠接種疫苗無法實現群體免疫的話，那麼當局便需改變策略，盡可能減低病毒的傷害，因此需要保護感染風險最大的長者，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長者優先接種疫苗。
正如《經濟學人》的報道所指出，當局採用讓市民自行選擇接種疫苗（opt-in），而非需自行選擇退出（opt-out）的模式，是接種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陸港分頭行事 港作開放試點
由於市民疫苗接種率偏低，以及對病毒缺乏自然免疫力，目前香港實際上已在進行一場「自然實驗」，以了解迅速傳播的Omicron變種的真正嚴重性──這固然是一種不幸，但筆者認為這也不失為香港嘗試對外開放的契機。
如上文所言，直到國產mRNA疫苗面世（預計年底），或至少中共20大舉行之前，內地只能堅持清零政策，卻難以有效遏制Omicron傳播。在這嚴峻的局面下，香港要與內地通關，對國家的風險實在太大，其潛在風險不是香港能承擔得起的。
另一方面，香港這邊雖然也在實施清零政策，但與內地最關鍵的分別是，香港已在採用mRNA疫苗，令香港實質上有條件測試在mRNA疫苗的保護下，如何可控地逐步對外開放，如何配合有效的防控措施，在對社區造成最小傷害的情况下，逐步增強市民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讓疫情得以「軟着陸」，當然這也可作為日後內地重新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考。
正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一位專家所指出，新冠疫情「不像挪亞方舟，不是等待一切過去，然後再出來便可以」。如今西方無意改變其防控政策，期望新冠病毒消失已是不切實際，香港也不可能無限期封城，閉關亦不足以自守。
因此香港不能繼續見步行步，必須盡早着眼於下一步的對外開放上面，當然前提是必須為長者接種疫苗。而國家亦應好好發揮香港作為「外循環」重要通道的角色，讓香港為國家恢復對外聯繫鋪橋搭路，兩者分頭行事，而不是同時鎖定在清零與封鎖之上。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