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二次回歸論：新加坡經驗的移植與套用〉本來想談香港後《國安法》時代的策略與制度設計，但篇幅所限，制度設計方面就只好留到以後了。上篇提到目前香港的總體策略很可能是對新加坡經驗的直接移植與套用，欠缺深刻的再思考，亦因此缺乏「有機性」。不過在討論制度設計之前，實在有必要先探討後《國安法》時代政治經濟關係的改變。
「勾結式殖民主義」的延續與終結
近來有幾篇文章都不約而同地討論，在後《國安法》時代下的中國和香港的新政經關係，當中還比照了鄧小平時代與習近平時代的「錢和權的關係」，很大程度折射出《國安法》出台前後香港的「錢和權的關係」的變遷與演化。
大格局上，正如一位論者所指出：「鄧的模式就是錢權合作、錢權交易、以錢謀權、以錢固權……到了習近平就是要改成，我沒什麼可以跟你做交易的，你就聽我的，錢就在我手裏。」以上說的雖然是中國大陸，卻很巧合地與香港政經關係的實相與變遷幾乎如出一轍──無他的，領導人的意志與風格固然最具關鍵性，但這裏更值得留意的，是鄧小平對資本主義模式甚至港英模式的借鑑，以及香港回歸後北京對港英政經模式的延續。
一直以來，對於回歸前後的政經與政治關係的描述，最膾炙人口和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羅永生以《無間道》電影系列作為政治隱喻的「勾結式殖民主義」。這種常被簡稱為「無間道」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從早期英治時代直至修例風波為止，一直推動着香港百多年的歷史。
簡單來說，「勾結式殖民主義」就是政權與「勾結者」之間「錢權合作、錢權交易、以錢謀權、以錢固權」的一種共謀關係，當然不少時候金錢以外的影響力也同樣適用。所以在2014年3月，當英國《經濟學人》首次發布「權貴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的時候，香港即高踞榜首，震驚世界。
別了，無間道
因此，即使在回歸後的一段長時間，政權與「勾結者」仍一直保持着一種互不干涉的政治關係，權貴們亦清楚政權需要他們，所以基本上「有錢就話到事」，他們反而比較擔心雙重效忠和雙重身分問題，因而才衍生出《無間道》中無法區分雙重身分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
然而，就在港人苦惱於自身雙重身分，甚至將這種苦惱浪漫化的時候，內地的政局與政治生態已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習時代下，政治而非金錢才是真正的權力，北京給你的選擇只有聽它的或不聽它的，當中不存在任何權力分享的成分──勾結者？共謀？它根本不承認這些身分，也不容許有其他權力中心的存在。
而對於香港，北京清楚港英政經模式已過度延伸，超越了它原本的經濟目的，北京不會再默許過去由既得利益行業團體壟斷控制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在國家崛起後，實際上已不再需要香港權貴的金錢、人脈或知識，另一方面，北京亦深知道只有它才有能力終結這種造成香港長年種種積弊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因此習近平的上台早已為「勾結式殖民主義」敲響了喪鐘。
到了今天，「無間道」作為香港政治話語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以前所謂雙重效忠和雙重身分問題亦淪為了空泛的牢騷。
隨着經濟代理人的角色被消滅，我們亦可推斷政治代理人的角色也會隨之改變。儘管目前北京須確保把「法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以前更需要它的政治代理人，但一直以來建制派作為政治尋租者，甚至曾積極地與經濟代理人（權貴）勾結和合謀，北京當然都看在眼裏，所以以往建制派（ 與中聯辦）自己搞定管治的情况已不復見，現在政令一概由北京發出。
此外，北京對選委及管治者要求更高，賦予了更多責任，要他們多接觸民意，但怎樣也好，這些人只是由以前的政治尋租者，變成現在為了生存但沒有退路的服從者，本質上並沒有任何分別，更何况根本依然是同一班人。
後國安法時代的管治
所以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見，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權貴沒有、政治代理人沒有，政府基本上也沒有──誰會想革自己的命？基層如已享有福利的話，實際上也不會有此意願。
至於中產走的走，留下來的只求保有原有利益，而改革無疑是存在風險的，因此香港往後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更不可能是一場攻堅戰。
不幸的是，在進入後《國安法》時代後這段短時間裏，中央已親自下了不少命令，令權貴、持份者、服從者都了解到只消每事看清風向裝裝樣子，不時重覆中央的話語就可以了，根本毋須認真看待。中央這種做法，令它日後可放手給特區自己處理問題的願望完全落空，講求主觀能動性和改革思維的模式亦幾可宣告失敗，可謂前路多難。
最後，對於後無間道時代中央對港管治的範式轉移，相信大部分人都感到無所適從，但似乎《無間道》對此狀况仍具一定啟示性，就正如在《無間道》主題曲中，作詞人林夕寫道：
明明我已晝夜無間踏盡面前路，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未到
明明我已奮力無間，天天上路，我不死也為活得好
快到終點，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點，從頭上路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