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的科舉，從民間選拔官員的制度，的確是當年影響世界的先行。但是，把這一套競爭性的選拔機制，搬進教育體系，卻與其他教育體系很不一樣。當年也許覺得是理所當然，但卻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教育概念，也就是至今不息的應試文化。這裏面，再把有關概念的不同闡釋、不同的基本假設，從另外一個角度，略加展開。
科舉制度 並非教育
假設一：科舉就是教育。這在以前已經討論過。即使在今天，還有不少論者，不假思索就把科舉當作是古代的教育，很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看。這個假設有很大的問題，不是理論的問題，也不是觀點的問題。
（一）科舉的目的，從頭到尾，都是為了選拔官員，並不是教育；
（二）科舉的確造就了一個頗大的士大夫階層，但科舉本身並不是一個培養機制，有別於西方例如英國培養精英的公學（public schools，英國私立名校的前身）。因此，科舉甚至不是精英教育。
（三）科舉只是考試，既沒有政府或社會提供的學習設施與資源，少數書院或者私塾提供的也只是應試的準備。假如因為讀聖賢書而有所得益（下面會論及），那只是副產品，不是科舉的設計。
這裏完全按當時的歷史現實，就事論事，並非用今天的觀點來評論科舉，也不是批評。如筆者曾所述，科舉在當時的確是選拔官員以「治國平天下」的絕妙機制，而且引來西方的羨慕。這裏只是想重覆說明一點：科舉不是教育。這與科舉的好壞無關。
香港大學的歷史，也頗能反映這一點。香港大學成立於1911年，很多人以為是英國殖民政策的策略，其實不然。
成立之時，英政府不予支持，幾乎完全靠香港與廣州的民間捐贈。成立之初的幾十年，一直是經濟拮据，入讀的人不多。原因很簡單：真要放洋，可以出國；唸了港大，不升官不發財，唸來做什麼？為什麼要進港大？家長送孩子進大學，目標是非常明確的：不是為了教育！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假設二：學校是科舉的繼承。看看歷史，在清末明初，當科舉制度消亡，學校制度自然而然就成了科舉的替代品。就是因為當時有機會參與學額的，都是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在他們心目中，就是上面的假設──科舉就是教育。概念上，學校要繼承的，就是科舉的「教育」。因此，科舉裏面擇優、淘汰的理念，也成為了理所當然的假設，因為這是「教育」的本體。也許沒有受到任何的質疑或衝擊，就搬進了學校。這並非筆者的臆測。
在1905年廢除科舉以前，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頒布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可見「學堂」這個「新瓶」，裝的還是科舉的「舊酒」。科舉，仍然是「學堂」的靈魂。
那為什麼要設立學校？清末洋務運動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因為西方有導致「船堅炮利」的「西學」，是「洋為中用」，因此需要模仿西方，設立新的機制與載體，培養新的科技工程人才，急起直追。
像最早的大學之一，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就是明確地申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保存中國文化的本體，學習西方的知識與技術。筆者的觀察，不客氣地說：所謂「中學」，即中國的教育體系和理念，其實並不存在；存在的是科舉的體系與理念。
筆者常謔說：即使今天，學生是21世紀的心態，教師很多是20世紀的心態，家長卻往往是19世紀的心態。
那是因為很多家長（即使在自己的事業工作中非常現代化），很容易把讀書升學，看成純粹是讓孩子社會上升的途徑。孩子學了些什麼，學得如何，不是他們的注意點。最重要是分數高、排名高、派位好，升學成功，也就是科舉的思路。那不怪家長，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而事實上，就算是20世紀的後期，教育也的確是提供了社會上升的入場券。這入場券，並不代表學了什麼，而是代表可以進入什麼階層。
王賡武校長曾經說過，1960年代以後，由於有了政府的資助，不少出身寒微的學生，經過香港大學，成為第一代的華人高官；港大彷彿成了現代版的科舉。不過當時的港大，也產生了不少本地的專業人士：醫生、工程師，都是「西學」的產物。也可以說是不同年代的「科舉」作用，也就是「十年寒窗」的現代版。
讀書育人 內有乾坤
假設三：讀書就是育人。科舉的準備，基本上就是讀書與寫文章。至今，中國人的習慣，用「讀書」作為上學受教育的代名詞。家父3歲在揚州進入私塾，那是1922年，雖然沒有了科舉，人們仍然是按照科舉的要求，假設教育就是讀書、寫字。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寫毛筆字，完全是科舉的套路。家父的回憶錄有這麼一段：「實際上，父親（筆者的祖父）早已考慮到私塾已不合社會潮流，但他總以為能先讀些古典倫理書，可使我們先打下道德的基礎，然後再吸收新的文化。」這可以說是平民版的「中體西用」闡述。
看來，當時人們的假設：其一，「讀書」除了是準備科舉考試的唯一手段，還假設「讀書」是道德倫理養成的主要途徑。讀古代聖賢之書，就能為道德倫理打下基礎。
其二，所謂「中學為體」，就是說道德倫理是教育的主體，或曰「育人」。學校的設立，絕對不是否定科舉的「讀書」「育人」，只是增添了科舉沒有的科學知識；數學科學，放在教育的邊緣，只是為了實用，也就是「西學為用」。
家父10歲時，要從私塾轉到揚州中學實驗小學，就有那麼一段回憶：「要考進小學，除了中文之外，還要考算術；對於後者，我是一竅不通。故在讀私塾的最後一年，家裏又請了一位老師來替我補習算術……經過他的教導，我對加、減、乘、除的算式，很快就已熟悉；但對文字題的算術，還不能完全弄得清楚。」
結果，因為數學的文字題「答不出來，只好空着」，只能「備取」（waiting list）。但是作文，「夏日的晚上」，則寫了荷花、螢火蟲、星星之類，甚獲好評，終於被錄取，進了小學四年級。
這個過程，也可以說是「中學」與「西學」之間的掙扎──作文還是比算術重要。但是作文的內容，卻好像又與道德倫理關係不大。這就引起了筆者的思考。中國對「讀書」的重視，應該是大好事。內地朱永新的「書香校園」實驗，就是提倡讀書。
從幼兒到高中，學生每天讀一首詩──古詩、現代詩、英文詩──深受歡迎，有5600所學校參加。但是，「讀書」與學生的全人成長，或曰「育人」，是怎樣的一個關係，還需要探索。
進一步說，「育人」，泛指學生品德、倫理、情感、價值觀等的養成，是怎樣的過程？如何才能達到目標？我們其實知之不多。
這方面，全球正經歷新的覺醒。香港近年湧現的正向教育、社會與情緒學習、正念（Mindfulness）、學生福祉、品格教育、成長心態……等等，都是感到要「育人」，學生的學習生活不能局限於知識與技能。但是這些努力，而幾乎主要都不是靠讀書或者講授；而是靠經歷和體驗。
那麼，對於中國傳統相信讀書可以「育人」，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裏，會不會還有許多我們不理解的乾坤？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