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跌入日本式的經濟泥淖嗎？

 

與日本相比，中國過去150年的歷史備極艱辛，嘗盡失敗的滋味。之前的現代化轉向歷程不說，因為毛澤東革命後建立的紅色政權，全面中斷現代轉型，閉關鎖國，中斷中國與世界的融合。一直到這位紅朝太祖生命終結，鄧小老實行新政，才重啟中國現代轉型，改變自己，尋求以世界的接軌。

 

只就紅朝的歷史而論，鄧政毋寧說是中國的明治維新。這種說法或許引起爭議。但是一方面，改革開放與明治維新的轉變有可比擬之處甚多；另一方面這種比擬亦有助於看清楚中國會不會跌入日本式的經濟泥淖。

 

從政治層次看，鄧政沒有「王政復古」改變既有的政治制度，回復1949年前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是明治志士在倒幕時期的口號，攘夷實際上只止於對抗軍事威脅，而不及於制度與文化），鄧在某種程度上實行批毛政策，那篇由中央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就是把毛請下神壇的檄文；同時對外夷的東西，只要不直接危害乃至威脅紅朝政權者大都放行，讓它進入中國。

 

在經濟層面，與明治的「殖產興業」、「肥水不外流的改革而不開放」不同，鄧政最大亮點是中國語境下的開放，即招商引資，甚至不惜讓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這真正是有遠見的睿智。而鄧小平的諸多決策中，很少被人們提及卻影響最為深遠的政策，是鄧政推出不久，就決定派送大量留學者赴西方，主要是到英美留學。這大約與他本人早年經歷有關。鄧弱冠之年赴法勤工儉學，並在那裏居留六年之久。雖或沒有在那裏讀到很多書。但對於現代社會的實際運作自然有親身感受。這對於他晚年在中國實行維新不能說全無關係。

 

以當年中國派出留學生的規模及選拔方式，以及全國學子對成為公派留學生跂以望之的殷望，說中國當年把最具潛力的才俊都送往歐美絕不為過。就是這樣，後來中國的最頂級精英，或說最好的頭腦，都由歐美名校培養成材。這些在歐美受教育的中國精英不但學到真本領，與世界精英有着密切深厚的關係，同時對世界創新中心的動靜與趨向有深刻的了解。中國儘管政治制度及官方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卻可能是與美國關係最密切，精英最了解美國的國家。

 

 

中國如果維持這樣與美國這一世界創新中心的關係，中國本來不虞趺入日本式經濟泥淖的危險。但是隨着鄧政的成功，中國經濟突飛猛進，躋身於世界經濟次席。吊詭的是執政黨在這種成就面前，不是增加自信，而是擔心西方尤其是美國有不利於其政權的圖謀。為了政權的安全，推動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來對抗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意識形態。

 

與日本因現代化的成功引來的民族自豪感及由之產生的民族主義相比，中國更多的是因為它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支撐了自己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國家失敗遭受外侮時引發的救亡意識。同時，中國今天的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作為武器用途的民族主義情緒，與真正融入於感情的，由自豪感支持的民族主義是有差別的。

 

中國很多帶頭倡導民族主義，極其量只是口頭的，表演的，為了利益的民族主義。這從精英到細民都很普遍。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說者，那些連篇累牘鴻文的作者，一面聲討美帝國主義，其實質身份是綠卡持有者而且妻拏身家全在美國受庇護，以至那些到外國瘋搶無謂至廁所板者時見報端，都是明証。

 

令人擔心的是，為了強化既定的維護政權的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會被強化，對普世主義的圍剿會進一步加強，與美國從而整個西方的國家關係會被犧牲。這樣無可避免地，會使前述的與世界創新中心最密切的關係及其帶來的利益受到損害。尤其是政治壓倒一切的中國，後果有時會非常嚴重。

 

在今天的世界上，人類正在越來越成為利益相關的共同體。經濟上的全球化已經催生了一種普世的意識形態，並把全球最聰明腦袋匯聚在一起形成創新中心。以日本的教訓看，民族主義的國家無法抗衡普世主義。中國雖然國家更大，人口更多，但也只是人類的五分之一。除了像有些地方對現代文明抱根本的抗拒，所有希冀跟隨世界文明前進步伐的國家民族，都應考慮與世界的關係。

 

你如果能向世界提供一套超越現行普世主義的新論述，你當然可以進行積極的嘗試。當年蘇式社會主義世界運動就有這種況味。雖然攬得周天寒徹，其血玄黃也還是曾經輝煌，有無數的追隨者。如果只是把過去幾千年的民族的舊學說用於新世界，能有多大的感召力可想而知。我們國人都不再篤行，仁義禮智、中庸一類，不過說說而己，不過古老當時興，不過牽強附會一番，如何聲教所宣，罔及天下耶。那還是照着鄧小老指引的方向：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這樣就不會跌入日本式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