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8日立法會會議上，張宇人議員提出一項無立法效力議案，要求制定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新機制。張議員發言時指出，市民輪候公立醫院服務時間長，本港醫生數量不足是「不爭的事實」，關鍵問題是輸入醫生素質有無保證。他建議政府降低海外醫生來港執業門檻，又質疑執業考試涵蓋範圍廣泛，行醫多年的海外醫生應考也有困難，可考慮海外醫生先在監督下執業，然後才申請正式註册。
這個動議未免假設本地醫生有強烈的「保護主義」心態，因不願海外醫生來港「爭飯碗」，而對境外同行諸多限制。環顧世界各地，任何專業為求保障本地從業員權益，都難免如此取態，政府應加以體諒，不應視之為洪水猛獸。不過，若只求自保，而罔顧專業素質因人才供應不足而下降，當然萬萬不能！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張議員使用其政治慣技，為動議作出「合理化」的表述，一口咬定是出於醫療界「保護主義」考慮，刻意把海外執業門檻定得過高，以致本地公營醫療服務人手極度短缺。
縱使如此邏輯流於片面，但因為看來簡單易明，在議會上一呼百應，近乎一致通過。至於議會外反對這動議的聲音，往往被視為與「保護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大眾市民也難免受危言聳聽影響，而對醫學界產生質疑。
社會上將醫生不足問題歸咎於「保護主義」心態的人士為數不少，筆者深感應據理以正視聽，特此撰文回應。
門禁森嚴 舉世皆然
醫生執業考試和實習是國際通用的評核渠道，這句話並非陳腔舊調。換個例子，香港醫生若移民到西方國家，也要過五關、斬六將方能正式執業。筆者的一位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朋友，舉家移民加拿大，考完執照試後成為實習醫生，經過一番折騰才取得執業資格，至今終成當地備受病人愛戴的專科醫生。又譬如一位美籍印裔呼吸科醫生，幾年前移民到新加坡，現時仍只能在醫院實驗室工作，沒有合法途徑在當地行醫。更有甚者，在美國由一個州移居到另一個州的醫生或牙醫，都必須重新接受評核，筆者的3個牙醫姪兒和姪女也因此而放棄移居三藩市。這是國與國之間或地域與地域間的正常運作，所以說專業界「保護主義」各地如出一轍，任何打算移民的專業人士都應作出入鄉隨俗的心理準備。
1985年，筆者在美國先後完成大學4年和醫學院4年的學習，再加3年內科實習，由於外子在香港工作，於是回港執業。從殖民地時代起，香港就已清晰規定，外來醫生要在本地執業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醫務委員會（醫委會）的執業資格考試，其中分為3部分：歷時整日的專業知識筆試、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歐美澳來港的考生通常可獲豁免此項英語評估）、臨床病例口試。通過了考試，接着就是在公立醫院實習1年，整個「考牌」過程長達兩三年，才有望成為持醫委會執照的醫生。若已學有所成，甚至在海外已是大醫生或大教授，又或已成家立室的話，就只能抽空來港參加考試。
第二個途徑是在公營機構如大學、衞生署或醫管局全職工作，成為有限度註冊 （limited registration）醫生，合約為期3年，讓有志來港者立刻全情投入工作崗位，但日後若任何一方不再續約，醫生的有限度執照就會即時失效，這也是海外醫生對來港有限度註冊裹足不前的原因。
回溯殖民地時期，大部分英聯邦國家的註冊醫生有資格來港執業，來自英、澳、南非等地的醫生，不少在香江落地生根。九七回歸後，英聯邦醫生再無如此執業捷徑，而須與其他海外醫生一視同仁，依循上述兩種途徑。
筆者當年學成決定返港，既不是英聯邦國家註冊醫生，亦不便花兩三年去滿足執業資格的考試和實習要求，於是一心在兩所大學醫學院找工作。當年中文大學醫學院成立未幾，正藉用人之際，可惜筆者資歷尚淺，錯過機會。歷史悠久的香港大學醫學院則為了扶掖年輕醫生，而延攬院內還未取得專科資格的高材畢業生出任臨床講師。多得達安輝和楊紫芝兩位教授看到筆者的求職信，竟給予筆者此一職位，雖屬臨時，但可讓筆者馬上投入醫務，展開其後長達18年的公立醫院行醫生涯，後來更獲獎學金以留職停薪方式，到美國史丹福大學接受兩年半的專科訓練，筆者對此畢生感銘！
在瑪麗醫院的前線工作挑戰極大，卻也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期間筆者亦報考執業試，一兩年間通過後仍須進行實習，可是當年的實習安排不大理想，職銜雖為「非駐院實習醫生」（extern），實為「駐院實習醫生」（intern）的助手，處理抽血、填表之類與醫生實質職責無關的瑣務，令人失望。筆者既已全情投入大學醫生的職務，決定無限期延遲「非駐院實習醫生」的「考牌」要求。可幸在1992年，醫委會接納筆者在公營醫院全職工作超過3年的經驗，而豁免有關實習的要求，筆者於是正式成為執業醫生。
毋庸置疑，通過考試評核醫護水平是廣為國際社會接納公平公正的制度。聚焦香港，20多年來，醫委會在執業考試和實習要求方面確已有所改進。為方便考生，本來每年一次的考試改為一年兩次，本來18個月的非駐院實習改為與本地畢業生一樣的駐院實習，訓練內容充實適切得多，考試合格率也從單位數字跳升至兩三成。回歸後，縱使海外英聯邦醫生須按例考執業試，但其所受醫學教育與本港大同小異，考起試來也就駕輕就熟。
考核嚴格 素質保證
要執業醫生符合專業要求，評核標準宜緊不宜鬆，否則受苦的是香港市民。嚴格的執業考試及實習標準，可保障市民所獲醫療服務的水平，另一方面可為來自海外不同醫療體制的醫生提供真實實習環境，讓他們鞏固所需背景以及專業知識和技能。
讓境外醫生融入本地醫療環境，究竟有多重要？
以筆者的親身經歷而言，剛從美國回港就開始在公立醫院工作，被派到接收急症的內科病房做中級實習醫生，上有病房主管醫生指導，下有駐院實習醫生協助。面對同一病房中40多張病床以及到處臨時加設帆布床上的病人，以至病人手中大包小包由私家醫生處方的無標籤藥物，甚或正在服用什麼中藥，令筆者窮於應付此極具壓力的文化衝擊（ cultural shock）。幸好各教授上司都有先見之明，早已安排一名成績優異且聰慧勤快的駐院實習醫生作我的助手，筆者的過渡期自然事半功倍！
這段個人體驗卻顯現出備受忽略的客觀現實──在不同的醫療體系訓練出來的醫生技能也不一樣。首先，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生工作量極度繁重，一個晚上接收20到40個新症、或每次門診要為30多個病人看病，這對一個美國醫生來說實在匪夷所思。此外，香港人常患的疾病和外國不盡相同，例如回港後在瑪麗醫院前線工作的青葱歲月中，筆者才首次遇上嚴重地中海貧血、急性乙型肝衰竭、支氣管擴張而嚴重咳血等病例，在醫學知識和技能方面都充實和增進了很多，這也教我由衷感激。
香港的醫學院有優良傳統，具備130多年歷史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繼承了英國人的考試文化，利用嚴格的考試來確認。醫學院考試的內容涵蓋筆試、臨床試和口試，都從醫學院低班開始，每年進行；到了高年級，考試十分頻密，每6至8個星期完成每一專科課程時，就須進行期考。最後一年的畢業試，除了歷時整整10天，每天6小時的筆試外，還須考各大專科病房的臨床試，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足見醫學院對畢業生的要求有多嚴謹。學生不單要熟讀博覽醫書，更須活學活用，在面試中基於醫學邏輯思維作出準確診斷，談何容易！相比之下，執業試的要求可說輕鬆得多，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就事論事 以正視聽
張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中指市民輪候公立醫院服務時間長，本港醫生數量不足是「不爭的事實」，其實不無可議之處。
市民輪候公立醫院服務時間長，反映出公立醫院資源短絀，其中涉及的問題異常複雜，醫生和護士大幅流失固然是一大表徵，整體工作環境惡化、醫護士氣低落、部分病人濫用醫療服務，以至醫療管理層只着眼於數據而不顧現實等也有關。
不過公立醫院醫生嚴重流失絕不應與全港醫生數量不足混為一談。只要看看2019至2020年的統計數字便知一二，香港專科醫生一共7693人，其中3280人任職於公營醫療機構，佔總數43%。就醫院服務而言，全港市民九成使用公立醫院服務，到私家醫院的只有一成，可見公私營醫療機構醫生工作負荷如何失衡。換言之，公立醫院的專科醫生不足，因為專科醫生都跑到私營機構執業。
也許有人會問，若是如此，私家醫生供應難道不會出現飽和嗎？須知時勢有分好壞，在去年社會動亂之前，香港是個繁榮安定的城市，私營醫療機構所針對的市場不限於本地居民，還有慕名來港求診於城中有份量名醫的國內和東南亞的病人。動亂和新冠肺炎肆虐以來，私家市場急速萎縮，不但遊客不能或不想來香港，市民大眾也礙於疫情而少去求診，筆者就聽聞不少私家診所不復昔日人滿之患的境況。
當前百業衰退，醫療界別亦難以倖免，在議事廳論政的議員大概不知民間疾苦，與其輸入海外醫生，何不改為提出另一動議，要求政府改善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和文化，讓院中醫護人員敬業樂業，緊守崗位，從而預防醫護流失的危機？或要求政府慎重發展公私營醫療合作，積極將所有輪候時間長的公立醫院服務外判給私營醫療機構；或設法吸引私家醫生回流到公營醫療機構服務。
專業問題 業界立場
筆者在這裏不妨也與讀者分享一群和筆者有類似經歷的海外來港執業醫生的看法。自殖民時代至今，全港已共有1200多名醫委會執業醫生，九七回歸前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因為一般英聯邦醫生不用「考牌」），這群醫生多年前已成立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該協會從未提出過香港執業門檻太高等言論。成立於2017年的香港執照醫生醫學會，會員約150人，主要是1997年後來自歐美、澳紐、中國內地等較年輕的海外醫生，現已正式成為本地執業醫生。他們都經歷過香港「門檻高」的執業評核；11月26日學會回應有關特首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答問會上，提出研究引入海外醫生的計劃：
- 作為由海外受醫學訓練的醫生，能夠經過嚴謹執業試考核而為香港市民服務，感到非常榮幸。 本會歡迎非本地訓練醫生以同一專業途徑來港執業， 齊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 本會強烈支持保留醫生執業資格試。我們認為一個公平公正的專業考試，是唯一能夠客觀持平考核一個醫生能力的方法。
- 醫療系統不足的包括其他專業人員，例如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等，以及器材及基建上的短缺。將焦點放在「輸入」海外醫生，無疑是分散公眾對真正問題的注意力。
該會表明反對部分議員把醫療問題歸咎於「醫生不足」，又表示十分願意與政府溝通，為改善現行制度和醫管局工作環境出力，並設法多吸引更多非本地訓練的醫生來港執業，但強調醫生專業必須受到尊重，業界亦應致力確保專業自主，維持本港醫療的一貫高水平。
對症下藥 正本清源
香港的醫委會的執照規條行之既久，亦行之有效，無論是用「有限」方式登記、或用考試實習的方法、抑或同步進行，此路一直暢通，也正能保證百年來對醫學素質的嚴格要求。香港公私營界別醫生現時工作量的不平衡，是亟需特區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的燙手山芋，倉卒輸入海外醫生，既不能從源頭改革醫管局，反而會威脅整體醫療素質，為了確保病人福祉受到保障，立法會議員與有關當局務須慎重其事，三思而行！
醫療是個老大難問題，務須由政府牽頭投入資源，深化正在擴大人數的兩間醫學院，保證本地人才供應的量數和素質，同時鼓勵資深醫生退而不休，透過合約形式，繼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此外，筆者也寄望本地兩所醫學院的教授，借鑑當年的達教授和楊教授，對海外有意回港服務而年輕有為的醫生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可以像筆者一樣獲得可貴機會，從而一方面以「有限」註冊方式當全職醫生，另一方面逐步考執業試，直至取得正式執業資格。若公營醫院的工作環境和文化都能夠顯著改善，人才也就不易流失，最終令廣大市民受惠！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