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制訂「港區國安法」而引起激烈辯論，乃意料中事。撇開支持者、反對者雙方為了倡議、說服對方（更準確的說應該是自辯）所用的口號、政治修辭之外，其實當中存在一個由當初出現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便有過的辯題──究竟要維持資本主義經濟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政治環境？又或者反過來提問，究竟資本主義經濟落在一個怎樣的社會政治環境裏，才沒辦法繼續運作下去？
資本主義經濟 需怎樣的社會環境？
我明白，在當前這個沉醉於激辯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裏，誰有興趣討論資本主義經濟與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對支持制定「港區國安法」的一方面而言，他們什麼都不怕，就算有一定的後果，亦絕不妥協。為了一國兩制的長遠穩定發展，這一陣短痛，有它的價值。而對反對的另一方來說，則這次中央出手，其實已觸動一國兩制的根本，令香港無法維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就難以繼續安定繁榮。這邊廂，一切考慮都是從立場、原則出發，沒有什麼討論空間。那邊廂，現存制度分毫不能改動，今天的一小步，明天就會更大步，逐漸整個原裝的制度環境便會崩潰。
在這個所謂的辯論裏，如無意外將會繼續各執一詞，各說各話。30多年前未有認真辯論的辯題，多年之後依然是「你有你講」，各自表述。不過，在過去的30多年裏，世界經歷了很多之前難以想像的轉變。那些轉變雖未至於將既有的秩序、理解顛倒過來，但確實有很多想法、假設已不再是毫無疑問或沒有半點保留。試問誰能預告西方民主政體今天會陷於水深火熱？誰可一早料到民粹主義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國家都大行其道？又有誰會想像得到，在當代世界的政治環境裏，民眾基本上已失去耐性，不再相信政府能解決問題，以至他們對執政政府的支持，已變得短暫、不穩定、隨時可以逆轉了？
預言「香港已死」 言之尚早
更貼近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給大家知道，市場經濟並不一定需要具備所有教科書內所列舉的條件，才可以持續運作下去。如果說今天北京推出「港區國安法」出手很重，這是肯定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造成衝擊，也是肯定的。不過，若就此預言「香港已死！」，又恐怕是言之尚早。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作為唯利是圖的經濟體制，其實遠較我們想像中的有彈性，能夠妥協。畢竟，支配着它們操作的是金錢、利潤、回報。一個產權不清、資訊並非完全自由流通、國家經常介入經濟活動的經濟體，無阻它能運用市場機制，令經濟蓬勃發展。或者有人會說，這是扭曲的經濟模式，表面的繁華，不會長久。或者也有人會認為，這只是人口紅利、經濟起飛初期的虛火，外強中乾，只有外表，實質並不中用。是耶？非耶？暫時所見，遠還未至即將急轉直下，優勢盡失。
上述現象當然也可視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自甘墮落，不單止容許「國家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個市場上大展拳腳，竟然還在多方面的要求、標準作出妥協、包容，令制度受到「污染」。專業把關一次又一次放鬆（甚至失效），背後原因就是「見錢開眼」。現在一天到晚大聲疾呼，要加強管制、管治、監督、核對，原因正是機會主義行為愈來愈不受控。與此同時，自由民主國家亦一樣以政治理由「警告」個別企業，也時有發生。誰說市場的事情歸市場機制來解決？教科書內所描寫的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恐怕只屬理念型。
宏觀變化的新提問 我們似未準備回應
我想說的是，過去我們太習慣以功能主義的論述來討論香港的價值，但時移世易，宏觀環境的變化早已提出了很多新的提問，而我們似乎還未有準備去作出回應。我們既要想一下，舊的功能主義論述是否已接不上最新的狀况：究竟香港在世界局勢、國內整體發展布局當中佔有一個怎樣的位置？香港本身又打算在新環境中找個什麼位置，扮演哪個角色？但同樣重要的是，在功能主義思維以外，我們想外界怎樣看待香港？說到底，香港是什麼？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