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數之學在中國文化幕後的演進

朱文光著《易經象數的理論與應用》代序(二)

人處衰亂之世,或自處在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對於生命的悲觀和生存前途的意義和價值之懷疑,便油然生起。

在中國5000年文化的幕後,有關「術數」一門學識,不外有五種主干,綜羅交織而成:一、「陰陽」、「五行」。二、「八卦」、「九宮」。三、「天干」、「地支」。四、天文星象。五、附托於神祇鬼怪的神秘。這五種學說,開始時期,約有兩說:

(一)傳統的傳說,約當西歷紀元前2700年之間,也就是黃帝軒轅氏時代。

(二)後世與近來的疑古學派,寧願將自己的歷史文化「斷鶴續鳧」式地截斷縮短,而認為約當西元前1700年左右,也就是「商湯」時代之後,才有了這些學說的出現。反正歷史的時間是不需花錢的無價之寶,它不反對任何人替它拉長或縮短,它總是默默無言地消逝而去。我們在它後面拼命替它爭長,它也不會報以回眸一笑以謝知己。即使硬要把它截短,它也是悠然自往而並不回頭。

但由於這五類主干的學說,跟着時代的推進而互相結合,便產生了商、周(西元前1150至西元前256年)之間「占卜」世運推移的學識了。歷史上有名的周武王時代,「蔔世三十,蔔年八百」之說,便開啟後世為國家推算命運之學的濫觴。到了東周以後,也正是孔子著《春秋》的先後,占卜風氣彌漫了春秋時代的政治壇坫。戰國之間,自鄒衍的陰陽之說昌盛,談天說地的風氣,便別立旗幟,異軍突起於學術之林。盡管卿士大夫的縉紳先生們(知識分子)如何地排駁或不齒,但賢如孟子、荀子等人,也或多或少受其影響而參雜於其學問思想之間,歷歷有據可尋。秦、漢之間,五行氣運與帝王政治的「五德相替」之說,便大加流行,左右兩漢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尤其自秦、漢以來,「占卜」、「星相」、「陰陽」、「擇日」、「堪輿」(地理)、「讖緯」(預言)等學,勃然興起,分別飲水而各據門庭,即使兩漢、魏、晉、南北朝而直到唐、宋以後兩千多年來的歷史演變,幕後都彌漫着一股神秘而有左右力量的思潮,推蕩了政治和人物的命運,其為人類的愚昧,抑或為天命固有所屬,殊為可怪而更不可解。在這中間,正當漢、魏時期的佛學輸入,又滲進了印度的神奇「星象」學說。到了隋、唐之際,又加入了阿拉伯的天文觀念。因此參差融會而形成了唐代「星命」之學的創立,產生李虛中的四柱八字之說和徐子平的「星命」規例。

星命和星相與心理的關係

人類本來就是自私的動物,人生在世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幸福和安全。其次,才是關心與六親共同連帶的命運。因此自有子平「星命」之學的出現以後,人們便積漸信仰,風行草偃而習以為常了。但是子平的「星命」之學的內容,一半是根據實際天文的「星象」之學,一半又參雜有京房等易象數的「卦氣」之說的抽象「星象」觀念,同時又有印度抽象「星像學」的思想加入而綜合構成。如果精於此術的推算結果,大致可以「象其物宜」,可能在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否則,墨守成規,不知變通的,便承虛接響,或少有相似而大體全非了。

從隋唐、五代而到北宋之際,有關「占卜」的方法,便有《火珠林》等粗淺的書籍留傳。它所用在「占卜」的方式,大體仍是脫胎於京房的蔔算,但又不夠完備、精詳。有關國家歷史命運的預言,脫胎於兩漢的「讖緯」之說的,便有李淳風《推背圖》的傳說,風行朝野,暗地留傳在歷史文化的幕後,左右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等種種措施的思想和觀念。同時「相人」之術——通常人們習慣相稱的「看相」,也集合秦、漢以來的經驗,配上「五行」、「八卦」等抽象的觀念,而逐漸形成為專門的學識。人處衰亂之世,或自處在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對於生命的悲觀和生存前途的意義和價值之懷疑,便油然生起,急想求知。俗語所謂「心思不定,看相算命」,便是這個道理。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簡體): 南懷瑾先生著《中國文化泛言(增訂本)》,後刊於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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