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高5.4、口徑9.2、足徑4.2、圈足高1.3釐米，重209克的仕女狩獵紋八瓣葵口銀鎏金杯，一望而知充滿中亞色彩，是陝西歷史博物館內又一重點珍藏。其杯口鏨刻了一周聯珠，與圍繞足底的聯珠紋，上下匹配。杯邊焊接一個多曲三角形指墊，在拇指輕放的圓形凸位處刻有鹿紋，其下連接着外側飾有聯珠的環柄，僅容食指穿過，環下並置勾尾，顯然是薩珊王朝製杯的常見方法。另一方面，杯腹上部以柳葉條作界，區分為八瓣蓮紋，下腹捶揲出內凹外凸的的八瓣仰蓮以承托杯身，每瓣之內均飾以忍冬花。此外，杯底承接杯身的蓮瓣紋，形成八棱的圈足，凡此極具中國風味。（圖一）
中亞風器物 標誌大唐氣魄
這種中外夾雜的器物外型，從現今營商角度而言，完全符合市場上的消費者心理，它反映着集多種市場囗味於一身的國際商品。與其説此杯直接由中亞粟特工匠所作，不如視為在粟特人的技術啟導下，唐代長安城作坊的工匠，開始逐步掌握了當中的製作原理，造出帶有中亞風的器物。而且，在仿照外來器具型制之餘，更多尋求大多數中國人接受的中原主題。果然，這類半中半西的製器效果甚佳，奇貨在長安與西域間獲得更廣泛的客源，成為標誌着大唐氣魄的「中國製造」。站在中原人士來説，多了舶來貨的異國風情，同時在慕華的西域官貴中，不期然產生對高階唐文化的聯想。在杯身外壁的八瓣圖案中，完全説明上述文化交叉感染的作用。
杯上八瓣仰蓮圖像，分別由四幅男子狩獵圖與四幅仕女遊樂圖相間排列而成。四幅男子狩獵圖依次為：第一幅是狩獵人身着袍衫，披長髮於身後，正張弓搭箭欲射向前方拼命逃竄的野兔和鹿；第二幅是狩獵人臂上架鷹，追逐着前方的兩隻野兔；第三幅是狩獵人騎馬飛馳，回身拉弓射獵猛虎；第四幅是狩獵者騎馬手執圓頭棍狀器具，追逐兩隻逃竄的狐狸。從狩獵者的裝束、各種獵物的造形，以至追逐的獵殺氣氛而言，它與胡人生活習性沒有兩樣，維持着中亞一貫的主題紋樣。另外四幅仕女圖，依次為：第一幅是兩個體態豐腴的仕女一前一後漫步園中，侍者雙手執一長巾，身後跟隨另一仕女； （圖二）第二幅是在花園中，一仕女正坐在櫈子上悠閒的看着一童在撲捉蝴蝶，身後站立一女侍；第三幅是一仕女懷抱琵琶，扭頭與另一手執團扇的仕女交談，旁邊一女侍回眸相望；第四幅是兩個仕女相對坐在筌蹄上，一人懷抱琵琶，一人吹笙。種種情景，似乎更接近大唐貴族的庭院生活，洋溢着家庭人倫的和樂氣氛。杯中人物造型一動一靜，一胡一漢像梅花間竹的表現方法，是製作者精心營造的視效。唯恐觀者未為發覺，於是更用上一金一銀的區間範圍鏨刻，在俯瞰圖中所見的內部蓮瓣中，可以清楚看到箇中顏色間隔的區別。（圖三）
唐代金銀器工藝 步向流水式作業
歷史上不會有兩種器物完全一模一様，由此容許相類款式但不同製法的器物，進行各種同項或異項比較。例如香港古月堂珍藏的一對唐代銅鎏金杯，均為高5.4釐米，囗徑9.2釐米，足徑4釐米，足高1.3釐米，與上述銀杯幾乎大小相若。論其紋飾，同様是以錘揲方式，造出八瓣凹凸仰蓮的形態，杯壁上部亦具八幅圖像，杯壁下部每一荷花小瓣飾以忍冬花紋。（圖四）觀其杯囗的聯珠，並杯邊焊接多曲三角型杯墊，又設勾尾圓環承托於其下，完全是前者銀鎏金杯的另一姊妹作。唯一不同之處，是杯底部分呈瓣形向外伸展的六角形，不再作聯珠紋的修邊，因此是徑口少了0.2釐米的長度。（圖五）無獨有偶，兩隻杯的仕女圖和狩獵圖也是依次相隔，其中一隻杯的圖案，由杯環的位置自右方開始，順序是：1. 仕女坐着與另一執扇仕女交談，身後站立另一女侍；2. 獵人馬上手執匕首，追逐兩隻狐狸；3. 仕女手抱嬰戲，左右站有侍女；4. 獵人躍馬拉弓射向站立逞兇的猛獸。（圖六）然後，上述四圖再依次序循環一次，完成八面的圖案。至於另一隻杯，由杯環的位置自右方開始，順序是：1. 獵人躍馬拉弓射向站立逞兇的猛獸；2. 仕女坐着與另一執扇仕女交談，身後站立另一女侍；3. 獵人馬上手執匕首，追逐兩隻狐狸；4. 仕女手抱嬰戲，左右站有侍女。然後，上述四圖再依次序循環一次，完成八面的圖案。兩杯的器物內容相近，所不同者，只是因應多曲三角杯墊及其下承托的圓環焊合於八瓣的位置，決定圖案的順次而已。
由此可見，唐代金銀製作工藝，已進入相當一致的工序，工匠先擬定製作器型，再決定各區間的故事紋飾。若以此類八瓣仰蓮的「外國杯」為例，紋飾內容十分統一，分述野外狩獵與家園兩類，展示中外各自的特色。蓋生產效益的需要，工匠於製作每種區間時，已缺少了圖案中務必幅幅別具心裁的意念，把圖案故事固定化，由八個圖形變化收窄為兩組四個圖形變換，盡量在細微處删去過多的聯珠紋及內刻工序，以節省生產材料及整體出貨的速度。（圖七）俱可想像，在工場的最後焊接階段裏，各種杯型的配件一應俱全，八瓣仰蓮的杯體、多曲三角型杯墊、連珠紋的圓環手柄、六角形的杯底支撐，按部就班加工組合，造出劃一的產品。活像今天在藥店的百子櫃中，分配好各式藥材，等待醫者開方，照單執藥。在距唐代千多年的今日來看，各類組件的分工，已可完全由機械取代，惟在金銀器至鼎盛的唐代，它無損工匠在各項工序的努力。由此，更加說明一個事實，面對作坊工匠永遠追趕不上皇室及貴族官僚的龐大消費下，產品正步向流水式作業，完全符合唐代「工業化」的表現。我們細察這些相關製作，當發現亦胡亦漢的文化混合是時代的表徵，從中略可透視金銀工藝與市場需求的折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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