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面非常簡略地述說由十五世紀開始，所謂代表西方文化的英、法、德、意等文明大國，以及荷蘭、西班牙、美國等文明發展史的情況，雖然簡化再簡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僅對於其他相關的歐洲等國家的史跡，以及最重要的軍事武器的發展方面，都還沒有談到。但也只好略去不講了，不然，又不知要花多少時間了。
我們現在只需要了解這些歷史發展的大要，便可反思檢討幾個重點問題。
一、有關國際形勢問題
所謂西方各國，截斷世紀前3000多年遠古史而不談，只從公元紀年前800多年開始，就是我們有信史可征的周朝（西周）實行共和政體時期，也正當希腊紀元的開始，第一屆奧林匹克賽會的時期算起。再到公元249年，我們已由東周時期的春秋、戰國階段，也就是文化史上所謂的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轉進為秦始皇時代所創的「廢封建、改郡縣、書同文、車同軌」的全國統—局面。雖然經過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改換，但所謂中國文化，和江山一統的格局，經歷2000多年，依然如故，並無過份重大的差異。但在西方的歐洲呢？就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直到現在，仍然處在文字語言並非同文，各個國土地區，隨時隨地存在有種族問題、國界問題，乃至國際間的利害衝突等種種問題的矛盾。昨天是英、法百年戰爭，明天又是英、法聯盟。今天是德、意同盟，後天又是德、法和議。完全猶如我們2000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的縱橫捭闔，機變百出，爾詐我虞，誰也不服誰，誰也信不過誰。
一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各國的強手，便轉向於東方的印度、日本和中國，乃至澳洲、新西蘭和東南亞各地，互爭雄長，猶如列子所說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當眾伸手攫取市面上的金人，毫無顧忌。美國雖然是西方文化混血初生的嬌女，比較含蓄，但那種欲取還休的驕縱之氣，也正在成長，她也許正想試着學習十九世紀中的英國，要把美國的國旗，安插在整個地球上面，使它永遠沒有日落的時刻。這就是西方文化國際間的現勢。假如我們現在要想自強不息，號稱向西方先進文化去學習，不知道我們要學西方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榜樣，才算是真正做到先進的「野人」呢？（孔子說的，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這是值得深思反省的第一問題。
二、西方的文化和文明
講到西方的文化和文明，毫無疑問的，便是我們在十七世紀以來最欠缺的自然科學和科學所發展的精密日用等科技。但那是包括所有歐洲各國，以及新興美國的科學文化和文明，並非是只限於西方的某一國家。但需要特別小心的，就是我們要迎頭趕上科學文明的發展，為自己、為人類帶來在生活上過去所沒有的便利，卻絕不一定會為自己、為人類帶來永遠長治久安的幸福。現在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早已知道科學的最後作用，必須要與哲學碰頭會面，重新為人類的人文和人生的真諦，做出定論和歸結才行。
科技發展的最高目的，不是專為經濟價值，或市場競爭做工具的。我們對這個課題，先要了然於胸，才有資格可說「迎頭趕上」這四個字。所謂迎頭，就是別人已經走過的道路，不必要再去花力氣，只需要撿用他們已經走過的經驗，站在時代的前頭，先跑一步趕過去，這樣才叫迎頭。
不過，我默默地觀察了幾十年，我們的青年學子，的確已有這種能力。這倒要感謝上輩的人，把政治鬥爭搞得太過、太久了，這些青年學子們，畏懼而且厭煩，乾脆避開現實，決心在學習的本科上潛心研究，所以才有這種默默無聞的成就。只是可惜一般高唱科學論調的人，其實並不懂得科學的內涵精神，還沒有充分發揮和培植這一代青年科學工作者的才華。而且更沒有高瞻遠見去設計，如何把科學與科技的教育，跟哲學與人文文化匯流，做出一番前無古人的大事業，為人類做一重大的貢獻。不然，科學發展如一頭無羈的野馬，它會給人類本身帶來毀滅性的禍害。
三、有關人文文化與政治社會
我們從鴉片戰爭以後，清廷才開始警覺，注重洋務運動。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開設同文館，翻譯西書，同時也派遣少數滿、漢人員，到歐洲去考察和學習。
先從日本說起：日本也在這個時期，派留學生到歐洲學習。這個區區東洋三島的國家，在公元1867年，也就是清同治六年，就有王政復古，開始明治維新的變革，一躍而登為東方強國之先哪！在這以前，日本不是正在大聲疾呼，提倡「尊王攘夷」的高調，極力反對西方歐、美文化的東來嗎？他們怎麼這樣快速改變「尊王攘夷」，做到明治維新的局面呢？我們必須先要了解這個問題，才有所借鑒而反思其中的道理。而有關這個問題，最好大家先要研究日本的歷史。我們現在只取日本史簡單而直接的中心來講，大家需要知道日本自古至今，他們真正的信仰，是他本土的「神道」，並非是把佛教做為國教。日本所謂萬世天皇一系的皇家世系。本來就是神人不分，也可說是天人一體的天皇就是大神的象徵。這與中國上古文化有關，所謂皇帝就稱天子一樣。但在日本史上，約從我們的宋、元以後，天皇的政權旁落，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五六百年，天皇只是虛設的象徵，所有治國和軍政的大權，統統落在日本式的藩鎮，先後遞興的所謂」幕府」手裏。甚至其中有幾代的天皇和宮廷，由「幕府」拔給他們的生活費都不夠用，也無着落。迫得那些徒有虛名、虛位的可憐的天皇靠賣字維生。自己寫些字，蓋上天皇的圖印，叫宮女們拿到外面去賣了以維持生活。曾經也有一代皇室被迫反抗而失敗，由皇後帶着年少的天皇和玉璽寶劍，跳海自殺了事。
但在公元1644年前後，也就是順治初年時期，中國一位前朝的忠貞遺老朱舜水，為了反清復明而到日本乞師，兩次往返，達不到目的，便永遠留在日本，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傳授儒家學理。從此而使日本文化的中心，幾乎盡成儒家學術的天下。後來他們又接受了明儒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更加尊重儒學。所以遇到西方歐、美文明東來，要日本打破鎖國主義，敞開貿易的大門，他們就以「春秋」大義的精神，全國知識分子，憤怒而起，提倡「尊王攘夷」的主張，為抵抗西洋外夷的侵略而自強。
但在這個時候，恰好碰到日本最後一個幕府權勢的沒落，也就是日本最有名的德川家康所創。江戶幕府的主人德川慶喜，他被日本的一般救國志士所激發，便自己向天皇提出「奏請歸政」。這樣便促成明治維新，明治天皇真正成為日本的天皇。而且全國上下，也知道「攘夷」是不可能，乾脆一變而反之，就成為「尊王師夷」，派留學生到歐洲學習，如派伊藤博文等去研究憲政，回國以後，他們採用奧地利政制的模式，建立君主立憲的國體，改革內政而整軍強武。不久，到了公元1894年（光緒20年甲午），因朝鮮的事故，與清廷一戰而勝。清廷的海陸軍皆敗，從此為之氣餒，而不敢輕攖其鋒。他們又於公元1897年（光緒23年），學步英、美，採用金本位幣制。再到公元1904年，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東北的領土上戰爭獲勝，從此更不可一世，成為東亞強國，更加跋扈而驕橫了。
民國初期階段：清廷最初所派到歐洲留學的人，主要目的，是學習海軍與陸軍的軍備，並不注意政治體制和司法行政方面的事。對於其他的科技，更少留意。因為清室朝廷，以慈禧太後為主，始終仍夜郎自大，認為皇基永固，絕對不會滅亡。後來因甲午之戰，屈辱於日本之後，到了光緒時期，才再派留學生到德、日去學習憲政，以備變法維新。但主要的，是想學日本君主立憲的體制，以保有大清的皇位為目的。尤其由李鴻章時代開始，開建北洋海軍和武備學堂等，所謂整軍建武，以圖自強。同時清廷又派張佩綸在福建馬尾建立南洋的海軍，也是聘請外國教習，擔任師資。但是無論北洋和南洋的海軍，都在很短期間，因清廷的倒台而解散。
可是北洋海陸軍的學生們，自然就自己團結成為一個體系，互相聯繫，影響推翻清朝以後的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尤其是海軍所剩的幾艘兵艦，向南靠攏國民革命，或是擁護北洋，便使南北勝負之分，立見效果。而且陸軍方面，由北洋武備學堂以後，又繼辦有「保定軍官學校」，自行培養實力，準備逐鹿中原稱王稱帝。因此在民國初年到民國37年之間（1912至1948年），無論是北洋政府或國民政府，最高上層的舊軍閥、舊官僚，或新軍閥、新官僚，大體上，還都是保定軍官一系的天下。換言之，都是德、日派軍國主義的糟粕遺風。至於在清末以前，各省所辦的講武堂，或陸軍小學等，都成了保定軍官一系的附庸，並不能起重大團結力量的作用。
至於人文方面，由光緒時期的戊戌政變失敗，乃至康有為、梁啟超的流亡國外，接上清末民初的階段，大家想要建立新中國，首先最需要的，就是政治、司法和新教育的人才。因此，在民國初年，最為吃香的學校和學生，並不是留學西洋或東洋的留學生，更不是由北洋京師大學堂改制的北京大學的學生，最時髦的，便是法政學校和各地師範學校的學生。畢業了，或即任職政府，或擔任新辦學校的校長。至於清華、燕京、南開等大學，還是後來的事。但無論法政學校或師範學校，初期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大多都是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學生，加上前清遺老或遺少們來擔任師資。因此，所接受新式的西方文化，也都是先由日本轉譯過來的二手貨，並非是由英、德、法等原文直接而來。
這個時候，新譯西書，最吃香的、最突出的名人，便是南洋海軍學校出身，後來留學英國的嚴復（字幾道），以及自費留學的辜鴻銘。至於請人口語翻譯、意會而譯成中文的，便是林琴南的譯本，例如《茶花女》等書，也算是風行一時的新學新知。至於嚴復所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更被大家視為西學寶典。但很奇怪的一部書，早在民國初年，已經風行一時的，便是《福爾摩斯的偵探案》。這本書，幾乎是所有國共兩黨的革命先輩都曾經讀過的新知小說，它所影響的負面作用也很大，那就是在民初的革命和黨爭中，造成不擇手段暗殺的風氣，實在不足為法的敗筆。
講到這裏，接着便要很客觀地討論中國八九十年來的現代史，和現代中西文化的演變史。但我忽然覺得心裏上頗悲感，真有「毀桀譽堯終未是，有身贏得臥深雲」之慨。而且這個問題很大，也很復雜，牽涉到我所認識交往的許多老少前輩、同輩，以及後輩的功過是非，實在無法講下去。並且手邊現存的資料，足以供我所知、所見、所聞做參考查證的也不夠。我上面所講第三點一段，也只是憑現場偶然的一點記憶來說，或者多有錯誤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指正。
本文節錄自東方出版社（簡體）出版的：南懷瑾先生著述《原本大學微言》，後刊於南懷謹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