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詩收入不少台灣詩選，與當時現代派的台灣詩人並列。在台北濂美出版社編選的《八十年代詩選》，在芸芸台灣詩人中只有羅少文和温瑞安的兩位香港詩人入選（若一如過往不計葉維廉的話），可見他在台灣所受到的重視。該選集提到以余光中為首由現代主義回歸廣義的田園模式的現象，詩人追求「田園模式的觀照和靈視」，「諸如對故國家園、失落童年，及至文化傳統的鄉愁」。然而，羅少文的回歸卻更加在家國的政治環境，若他沿這詩路再寫下去，相信亦與70年代後期其他開始關注殖民主義及城市觀照的香港詩人有所不同。
尚未過時的政治指涉
《獨行的太陽》至少有一半的詩是選收《絶响》的作品，而這部詩集之後再不見他的作品出現，整理起來，羅的創作年期不長，數量並不多，所以沒有得到討論及注意。然而，在他的第二本詩集我們看到他視野及風格轉型的痕跡，特別一批回應政治事件的即事詩，像〈四月五月，天安門〉、〈摘星的太陽〉、〈斷句〉、〈演說〉、〈殤〉等由四五天安門觸發的詩，又或像表達反越戰的〈鐘聲，在越南〉，詩人從個人的沉思回響跳出來，轉而關心國運和政治。而最令人震撼的，是一些詩行至今讀來仍不顯得過時，甚至可以跳出歷史背景直指詩意中的政治性象徵和指涉，讓人驚覺詩人是先知這句話所言非虛。以下便是一個具體例子：
而人們都怕指向日落的去處
用語法、邏輯和辯證
用美麗的前景
撫慰那些不安的亡魂
只有災難
隨着暮日的陰影
在紫紅色的草原上逐漸擴大
籠罩着整個北方
驚起千萬對疑懼的眼睛（〈殤之五〉）
只可惜詩人沒有這樣循這條路徑走下去，卻斗入因文革而產生的激憤和焦慮，使他無法再詩也無法自拔，好像「一個消息背後／恒常是最深沉的遞變」。今年詩人病逝，其人黯然如其詩，戞然離我們而去，一如他的詩：
我們側耳
卻沒有聲響
把一扇門關上
便把一個夜
割斷
把一個世界
關着（〈復活的玖瑰〉）
（圖片：作者提供）
